“抽多动症是被吓出来的吗？”这个疑问反映了家长在寻找孩子行为问题原因时，常会归因于某个具体的生活事件，尤其是强烈的情绪体验。从现代医学对抽动症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多动症）的病因研究来看，这两种都是复杂的神经发育障碍，其根本原因与遗传、神经生物学因素密切相关，并非由一次单纯的“惊吓”事件直接“导致”或“引起”。然而，心理社会因素，包括强烈的惊吓、压力或焦虑，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确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诱发”或“加重”角色，但通常不是的、根本性的原因。太原天使儿童医院的京广晋多学科专家团队在分析病因时，会采取全面的视角，帮助家长理解先天易感性与后天环境触发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惊吓或压力是如何影响抽动症和多动症症状的？可以将孩子的神经系统想象成一个原本就有些“敏感”或“调节能力偏弱”的系统（这是先天易感性）。当遭遇强烈的惊吓、持续的紧张压力或焦虑事件时，身体会产生应激反应，分泌大量皮质醇、肾上腺素等激素，这些化学物质会直接影响大脑功能，特别是那些与情绪调节、冲动控制和运动抑制相关的脑区。对于一个已经有神经发育易感性的孩子来说，这种强烈的神经化学扰动，就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后一根稻草”，诱发原本潜藏的症状首次显现，或者显著加重已经存在的症状（如抽动更频繁、注意力更涣散、多动更明显）。因此，惊吓更像是一个“扳机点”或“放大器”，而不是疾病的创造者。
哪些情况容易被误认为是“吓出来的”？临床上常见的情况是，孩子在一次急性应激事件（如目睹事故、被严厉恐吓、经历医疗操作）后不久，开始出现抽动或多动症状。这种时间上的紧密关联，很容易让家长将两者直接因果联系。另一种情况是，孩子在长期的压力环境下（如家庭冲突、学业高压、校园关系问题），症状逐渐出现或恶化。这同样会让人认为是环境“导致”了问题。然而，更科学的理解是：这个孩子本身可能已具有患病的基础（遗传和神经生物学易感性），而这些心理社会因素触发了易感性的表达，或加剧了症状的表现。
既然惊吓不是根本原因，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大量的研究证据指向：1.强烈的遗传易感性：家族中有抽动症或多动症患者，孩子患病风险显著增高。2.神经生物学因素：大脑内神经递质（如多巴胺、五-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系统的功能失调，以及相关神经回路（如皮层-基底神经节-丘脑环路）的异常，是核心的生理基础。3.围产期及环境风险因素：如母亲孕期吸烟或压力过大、早产、低出生体重等，可能增加患病风险。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发病的“土壤”，而心理压力、惊吓等则是可能唤醒这片土壤的“风雨”。
理解这一点，对家长的态度和行动有何指导意义？首先，这能帮助家长放下不必要的自责或相互指责，明白这不是因为某次看护不周或教育失误直接造成的。其次，它强调了管理心理社会环境的重要性。虽然无法改变遗传基础，但努力为孩子营造一个安全、稳定、低压力、充满支持的家庭和学校环境，是预防症状爆发和加重的关键保护因素。再者，当孩子遭遇惊吓或压力事件时，家长应提供及时的情感支持和安抚，帮助其平稳度过，这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预防。后，如果症状已经出现，寻求专业帮助时，医生也会将心理评估和压力管理作为综合治疗方案的一部分。
如果孩子症状出现前有明显的惊吓史，就医时应该告诉医生吗？当然应该，而且非常重要。详细地向医生（如在太原天使儿童医院的发育行为科医生）描述症状出现前的生活事件、家庭氛围和孩子情绪状态的变化，是完整病史的一部分。这能帮助医生：1.更全面地理解症状的诱因和维持因素。2.评估孩子是否存在需要处理的创伤后应激或焦虑问题。3.制定更个体化的治疗计划，其中可能包括针对压力管理的心理治疗、家庭咨询，以及指导家长如何优化孩子的心理环境。医生会综合所有信息，给出科学的解释和综合性的干预建议。
“抽多动症是被吓出来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惊吓不是根本病因。但它确实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诱发或加重因素。科学的认知让我们能更理性地看待病因，更主动地优化孩子的成长环境，并在需要时，更全面地寻求包含心理支持在内的专业干预。太原天使儿童医院的多学科团队，正是从生物、心理、社会多个层面，为存在此类问题的孩子和家庭提供整合评估与支持的理想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