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还没有在大众狂欢中被淡忘，他还没有为他的行为付出生命，死者的亲属与网上数百万跟帖的网民一起还在“期待”着他的死讯，等着那“大快人心”的行刑时刻，在完成这个以活人祭祀死者的仪式后，药家鑫就会像马家爵一样被成功地钉在耻辱柱上。我困惑的是，国人为什么至今还痴迷于这种最原始的同态复仇，并以此为至高无上的目标?
·一·
药家鑫案二审维持原判，终难逃一死。我把“驾车肇事致人死亡逃逸案件”做了一个分类，大致可分为六类，并对这六类案件肇事者的主观恶性由轻到重做出排列。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逃逸都是故意的，即意识到撞了人还是选择逃逸，最后致人死亡。
第一种是肇事者把伤者拉到医院后逃逸。这种人还算是有些良心，虽然不想承担责任，但知道救命要紧。由于更多的人害怕在送医过程中被扣住，这类情况发生的频率不多，大多数人采取的是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是肇事后直接逃逸。由于更多地受自护本能的驱使，在应激状态下是很容易做出这种判断的。所以这应当是发生频率最高的一种类型。王志文主演的电视剧“说出你的秘密”讲的就是这种情况。肇事逃逸的女主角忍受不了死者女儿举牌寻找目击证人的举动，怀着罪恶感而最终选择了自首。
第三种是撞人之后拖挂伤者逃逸、致人死亡。依然要排除司机确实不知车下有人的情况。这类案件的典型就是河南的张金柱，他是在撞人后逃逸一千米被人拦截才停下车的。与后三种情况相比，他被判死刑似乎重了些，这与当时传媒的影响不能说没有关系。14年前的1997年司法机关对舆情压力的耐受力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坚强。
第四种是撞人后将伤者转移到异地抛弃，致人死亡。由于搬运伤者必须在无人目击的情况下来做，所以第四种情况发生频率较小。
第五种是撞人后发现伤者未死，便开车碾轧。应当说碾轧的次数越多，主观恶性就越大。这种情况近年来发生的频率似乎越来越多，一方面受“撞伤不如撞死”这种偏见的影响，同时也折射出世风日下的力度。
第六种就是药家鑫选择的方式：撞人后下车用凶器杀死伤者灭口。这是恶性程度最高的一种情况。上述用车碾轧的情况可以被看作是驾驶方式的继续，而使用凶器致人死亡就显得格外恶毒，因为后者已经变成赤裸裸的杀人。药家鑫在事后由亲属陪同的投案情节，已不足以成为减轻刑罚的理由。
第四、第五、第六种方式都有灭口的动机，主观恶性因此陡然凸显。
·二·
人的逃避有两种，一种是本能的逃避。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里发现了人的自我防御机制，防御的目的就是让人解除焦虑，恢复心理平衡，例如否认、投射、合理化、压制、文饰和补偿等等，这些防御机制是在压力或挫折产生之时起自动生成的。
司机的自发逃逸就是一种本能的逃避——肇事后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一跑了之。逃逸就是要“否认”肇事的事实;把杀人的理由说成是因为“伤者想记住车牌”，于是杀人便成为一种“合理化”的解释。当然，在“压制”中对肇事情节进行选择性的遗忘，“文饰”自己的罪行等等都是自我防御机制的体现。
并不是说人有了这种本能的逃避就可以不必承担责任。人是理智的动物，会采取理性的逃避，逃避肇事后随之而来的责任。反之，在有意识地决定逃逸的时候，人的良知会对这种无意或有意的逃逸动机加以阻止。这是人与动物逃避行为的最本质的区别。很可惜，药家鑫在他的社会化过程里没有学会承担责任，孱弱的良知没有足够的力量阻止他的恶行，于是他偏离了人性，显得更加冷血。
逃逸就是拒绝承担责任。我那辆可怜的汽车，在五年中被人撞过三次，而且三次对方居然都逃逸了。两次是在停车场里有人倒车时撞了我的车就跑，撞得很惨，跑得很快。还有一次是一辆军车撞掉了我的车前面的反光镜后逃逸，因交通拥挤而被截获。我的这一辆车就遭遇过三次被撞后逃逸的事件，请读者朋友设想一下，在中国每天会发生多少类似的逃逸事件?其实，撞人或撞车这两种肇事逃逸没有多大区别，两种肇事人的动机也不会有本质性的差异。逃逸事件的大量存在，预示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从逃逸的高发生率来看，我无法保持乐观。
在有关药家鑫案的讲座上，我问在座的学生，如果你去打开水，碰倒并摔坏了他人放在水房里的暖瓶;如果你用球踢碎了一扇玻璃门，而此时周围都没有人，你们会做何选择呢?你会在肇事地方留下你的姓名电话吗?台下几乎没有人能做肯定的回答。
中国人的国民性中深藏着一种逃避。从宏观上讲，在“大跃进”的浮夸风看到了荒谬绝伦的人造神话;在改革中看到了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时弊;从微观上讲，在长途车上目睹了抢匪的罪恶，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了公然的循私舞弊，面对所有这些，绝大多数中国人选择的是：逃避。特别是在能够保护自己、成功地逃避的情况下，有多少人会做出讲出真话、说出真相、承担损失、承担责任的选择呢?
·三·
别以为我们与药家鑫是天各一方的两类人，只不过他走得更远、更为极端一些。与那些成千上万逍遥法外的交通肇事逃逸者相比，药家鑫终归在他的亲属陪同下前去领刑，并可能在事实上用自己的生命偿还这笔血债。那些逃逸者听到药家鑫的死讯时，会是一种什么心情呢?他们还能继续为自己逃脱惩罚的可耻行为而庆幸吗?
“ 撞了白撞”和“撞伤不如撞死”，竟然成为许多司机顽固不化的潜意识，成为他们肇事(杀人)逃逸的内驱力，这无疑是对生命的极端漠视。同时，“怕药家鑫不死 ”的网民如此同仇敌忾，对李玫瑾教授在犯罪原因方面的探究表现出极大的不容忍，不能允许任何人耽搁药家鑫的死期，就好像是福柯笔下那些簇拥在死刑柱下观看酷刑的民众，期待着刽子手立即动手但又要让罪犯极度痛苦地慢慢死去。大家斥责被告律师“激情杀人”的辩护，但他们却不知道自己也在“激情杀人”——试图用民愤杀死药家鑫。
中国的重刑主义、死刑主义和报复刑主义不止是官方的任性，而是有着深重的群众基础，否则中国就不可能保留引世人关注的死刑记录。在面对罪恶的时候，情感逻辑替代了理性逻辑，报复的冲动替代了中立的审判，功利的算计替代了价值的考量，从民间到官方概莫能外。
在药家鑫挥动的尖刀上我们看到了两个字：仇恨。民众对药家鑫死刑的期待同样是一种仇恨。美国人盖林认为憎恨是一种依附和认同，通过憎恨，形成对被憎恨者的一种敌视，所有憎恨者因此都成了自己人，以此来划分不同群体之间的分界线。对药家鑫喊杀的人，不仅是在表达仇恨，也在表示我们与他(指药家鑫)绝不是一类人。但是，只要当这个世界中还存在着仇恨，即使是两种对立的仇恨之间也存在着相似与相通。
这里体现的是中国人的生命观。中国人的宽容还不足以使他们宽恕有罪的人，也就是说，中国人绝不同情有罪的生命。非友即敌的敌意思维至今还笼罩在国人的心头。如果这样，中国人就永远不能理解在韩国大学生赵承熙杀了32人之后，美国人在葬礼上升起的是33颗汽球;就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家要废除死刑，让那么多杀人犯继续活下去;就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人类不能去吃掉所有可以吃掉的动物和植物。
药家鑫的冷漠不是他与生俱来的冷漠，也不是他一个人特有的冷漠。这冷漠就来源于几代人从小所受的仇恨教育，来自于不懂底线价值只懂功利主义，来自于“莫问国事，只问自我;不问素质，只问高分”的应试教育，来自于只尽义务却不敢承担责任的教化之中。
言说至此，必须重申这一点，药家鑫之死绝不止是为那无辜的张妙女士抵命那么简单。
(责任编辑：霍玉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