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班、查房、上手术、下手术、出门诊、值夜班……这是广东省某三甲妇幼医院外科医生翁乐之(化名)的工作常态。两年来，他几乎隔天一个24小时班，翌日还得做手术。
像翁乐之这样的年轻儿科医生并不少，由于人手缺乏，他们不得不连轴转，日均睡眠不足6小时。与此同时，家长们有形无形施加在儿科医生身上的压力也较其它专科大。
结果，“儿科医生荒”从二级医院到三甲医院大面积蔓延。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彭炜表示，截至2011年底，广东只有3家专科儿童医院，儿科床位25445张，儿科医生8072人，平均每千名儿童拥有床位1.44张，儿科医生0.46人。
小病号人满为患
“不管你是发烧，拉肚子，咳嗽，或者是手足口病，都要等6-8个小时!如果你能等就挂号。不能等，请去其他医院!”
“晚上看病也要等五六个小时，但如果不是急病谁会晚上去医院?”日前，广州市民张女士下班发现儿子高烧至39摄氏度，晚上8点多仍然高烧不退，急忙把孩子带到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珠江新城院区。
结果从晚上8点多到9点半的号全部挂满。张女士只好带着儿子在一旁等，直到凌晨1点多才排上。“起码百来个病人，但医生就只有2个，过了12点就只剩1个医生，估计全部人看完就到天亮了。”
记者上周夜间探访该医院，晚上7点走进夜诊大厅已经听到阵阵孩子的哭声。4个诊室外都坐满了人，每当一个小病号从诊室走出，其他人马上围在门口探望;候诊的约有五六十名孩子及家长，孩子大多是三岁以下。
不仅医生少，护士也不多。
接诊处只有一名护士，既要登记“小病号”的各种信息，又要为他们检查体温，并负责叫号，还得耐心回答各位家长的问题。在她身后的保安甚至也成为了家长们的“救命稻草”：哪里交钱，哪里量体温，哪个诊室在哪里……
患者数量猛增，医生数量有限，这种医患比的失衡决定了病人等待是难以改变的事实，尤其在儿科。于是不管是妇幼专科医院，还是大型综合医院，儿科的小病号总是排上一长串。
“下午4点多来挂号，等了5个多小时才看上医生，晚上10点半才打上点滴，要打三袋，意味着还要等3个多小时。”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扁桃体发炎引发高烧的小俊家人无奈地告诉记者，为了看这个病，全家在医院起码耗上7个多小时。
在广东省妇幼保健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深圳儿童医院的走访中，记者发现儿科积压着大量小病号的现象如出一辙，且长期持续。
不少医院的分诊台、科室外还挂出“温馨提示”。如中山三院就曾挂出“急诊儿科患者候诊人数约60人，候诊时间约需6个小时，危重病人优先”;深圳儿童医院还贴出曾被网友广泛关注的“最牛告示”：“不管你是发烧，拉肚子，咳嗽，或者是手足口病，都要等6-8个小时!如果你能等就挂号。不能等，请去其他医院!”
据了解，随着流感的阵发高峰、三伏天的热浪滚滚，儿科日夜诊、急诊在各大医院均是人满为患，特别是夜、急诊更为凸显。在广州市妇幼，平均每晚有五六百个病号，两三名值班医生应接不暇;在省妇幼，单是新建的番禺院区的外科也床位紧缺，最近晚上收下的小儿病人得睡到该科室住院部内的过道上，还不包括同样人满为患的新生儿科。
儿科医生压力山大
30多位儿科医生不约而同地把“身心疲累”原因归结为：工作累、压力大、待遇低、医患关系特别紧张
翁乐之两年前从中山大学医学院硕士毕业，来到省内一家三甲妇幼医院当外科医生，与其实习期的另一三甲医院相比，他明显感到儿科的压力。
在其8月份的最新排班表内，记者看到，上面“24小时班”隔天就有他的名字，翌日白班手术仍把他安排其中。随着医院院区增加，接诊量也在不断增大。“人手紧，吃过时餐、睡不了觉，对医生是常事。”
翁乐之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与母亲、弟弟同住，虽然只是步行20分钟的距离，但他最近两个礼拜几乎都忙得无法回家，“有时就回去洗洗衣服，带新的衣服回医院”，母亲常常抱怨“煮好的饭又剩下”。
门诊量大，值班医生只能分轻重缓急，比如大出血的、缝针的、阑尾炎的会优先，其他的如小孩跌倒头上起包、不严重疝气等，就得轮候。
然而，在每一名家长眼中，自己孩子的病痛就是头等大事。
“一是他们会不理解，凭什么我先来却让别人先看;二是一些即使在医生看来完全可以在家先观察、治理的病痛，家长却都挤到医院来，甚至要求医生给孩子拍片，一个号可能得解释很久。”翁乐之说，有时甚至要面对一些拿着手机录音的父母。
“赚钱不多，投诉不少”是儿科医生最常见的抱怨。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二级、三级医院的30多位儿科医生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身心疲累”原因归结为：工作累、压力大、待遇低、医患关系特别紧张。
医患比例严重失调
儿科专业被取消后，新的儿科医生的培养机制迟迟建立不起来，也始终没有一个培养儿科医生的规划。
既然病患多、医生少，那为什么医院不增派儿科医生?
家长关心的这个问题，也是各大医院头痛的问题，因为根本增派不出人手。
以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为例，自从珠江新城院区2009年10月投入使用后，年门诊量迅速增加。据统计，该中心2011年为311万人次，比起2008年增加近100万门诊量。然而医生数量的增加跟不上业务量的增速。2008年，该中心医生数量是642人，到2011年增至823人，比起2008年增加了181名医生。
“患者增加，我们也想招更多儿科医生，但现实情况是招不到!”该中心副主任龚四堂说，广州市妇儿中心近三五年都完不成儿科医生的招聘计划，而且情况逐年严重，有时甚至只完成原计划的50%-60%。
儿科医生短缺，并非孤例。放眼国内，儿科医患比的矛盾更显严重。
数据显示，我国儿科医生缺口逾20万人，儿科医院仅占医院总数的0.52%;每1万名儿童仅有2.6名儿科医师。“即使将美国的儿科医生配置数量的目标减半，未来10年我国每年仍需要增加1万名左右的儿科医师。”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儿科医师分会会长朱宗涵说。
巨大的缺口摆在眼前，政府、医院、医学院却几乎“束手无策”。
据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儿科主任唐书生分析，一名儿科医生每天要诊疗50个以上的患者，还要值夜班，但收入只有外科医生的一半，仅从待遇上来说就留不住人才。
感觉不到前途的医生纷纷离开儿科的岗位。
在深圳当儿科医生的杨卫国，本科和研究生学的都是儿科，当年和他一起到深圳工作的8个同学都是儿科医生，但如今，已经有3个同学转行不做儿科医生了。
人才流失的另一面，是无以为继。
据介绍，为了拓宽专业面，教育部1998年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中，将儿科专业作为调整专业，于1999年起停止招生。
随后，中国儿科医生的摇篮纷纷关闭。创建于1955年、国内4所最早开设儿科医学专业之一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儿科系亦在其中。
朱宗涵说，儿科专业被取消后，新的儿科医生的培养机制迟迟建立不起来，也始终没有一个培养儿科医生的规划。全国每年需要培养多少儿科医生?谁来培养?如何培养?“这些重要问题，无人关心。其结果是，10多年来，全国儿科医生数量只增加了5000人。”
于是，当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今年起重设全日制本科“临床医学儿科专业方向”，并打通“本硕连读”新改革出台时，业内多数人士认为，这是儿科医师人才严重不足现状有望缓解的风向标。
也有行内人士指出，高校培养固然迈出了弥补缺口的第一步，但仍远远不够。
“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下，儿科是难以‘自负盈亏’的，政府应该有政策倾斜。”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其博客上也建议，各地政府要积极发展儿科事业，不仅专科医院需要发展，社区的基本医疗也应该有儿科专业。“特别要注意和研究儿科工作者的现状，目前儿科医生越来越少，他们压力大的同时没有荣誉感。”
翁乐之紧绷的弦往往会在新生儿科稍微放松。“这里都是刚出生的孩子，每天都是新的希望，看着他们，既有满足感也有正能量。”他说，“希望越来越多人理解儿科，这本该是个阳光专业。” (谢苗枫 吴晓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