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之间为何缺乏信任?——北京同仁医院医患关系“切片”
A篇：医生卢海的心理压力
“医生和患者应该是‘战友’。”谈及医患关系，卢海如此感慨。他的手机里保存着一张前不久去英国考察时拍的照片，照片是一张医院的宣传海报，“帮助我们就是帮助你们自己”的宣传语让他很是震动。
这位出自医疗世家的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每天早上6时起床，7时30分到医院查看病床，8时30分左右到达诊室接诊。5月16日，记者亲眼目睹，从上午8时30分接诊第一个病人到下午1时30分最后一位病人离开诊室，卢海没有喝一杯水，没有上一次厕所。仅起身的两次，都是在给患者做检查滴完眼药水后在诊室的洗手台洗手。
5个小时中，他接诊约50名患者，而根据规定，专家出诊日接诊的患者是15人。
记者从另一位医生那儿了解到，一天接诊50名患者，对于像卢海这样级别的医生来说是“轻松的一天”。在同仁医院，正常情况下，专家出诊一天至少要接诊六七十名患者，下午3时以后才能吃午饭。
卢海和他的同事明白，来同仁医院看病的患者，大多患有疑难病症。然而，医疗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他们只能尽力而为。于是，一个本该只接诊15名患者的专家，一天要接诊六七十名患者，一个手术日平均要做8台手术。
“一个工作日下来，往往腰都累得直不起来。”这是卢海和他同事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但是，更让他们难以承受的是心理压力——源自当前医患关系的心理压力。
说起当前医患关系中医生的位置，卢海就像一个挂不上号、看不上病的患者一样满腹委屈。在不到半个小时的午饭时间里，卢海向记者讲述了前不久去英国医院考察的一次经历。英国一位医生向前来考察的中国医生抱怨说，他一天接诊了10个患者，中国医生听到这话只有苦笑。
接诊期间连喝水、上厕所时间都没有，一天中接诊近百名患者，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此巨大的工作压力之下，个别医生有时难免对患者态度失当。“医生只是一个懂得技术的普通人，也有七情六欲。”卢海感慨地说，医生做到了对患者“和风细雨”是理所应当，而一次的言语不当、态度不妥就可能改变一个患者对整个医生群体的认知。
国家每年给同仁医院的拨款，仅够“给所有工作人员发一个月工资”，剩下的缺口需要医院通过“企业化运作”自行筹措。
高风险、低收入、社会形象不断下降，使得许多医生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困惑。
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统计，2002年实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来，中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平均每年上升22.9%。卫生部的数据则显示，70%以上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6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死后家属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
一位在同仁医院挂不上号的患者，把问题归结于医生和号贩子的相互勾结。卢海得知后一脸苦笑：患者不关心号贩子怎样利用制度漏洞将大量诊号据为己有，而简单地归结为与医生勾结，这样的心态，很难平心静气地看待当前的医患关系。
在卢海看来，医患“论战”是基于医患“敌我”壁垒分明的假设，这是不对的。很多患者无法理解，目前医疗体系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已经超越了医院和医生的能力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医生和患者一样，也是这种状况的受伤害者。
5月16日下午进行手术时，卢海和助手们聚精会神。虽然做手术很费体力，但他更喜欢待在手术室里，因为在这里他不需要面对过于嘈杂的诊断环境，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相对纯粹。
B篇：走进患者听他们说
走进北京同仁医院，仿佛走进了春运期间的火车站，到处都是人，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工作人员来回穿梭，患者急切而又无奈，空气中流淌着焦躁而又压抑的气氛。如果沉静下来观察，会体会到一些患者中积蓄的不满情绪……
这家始建于1886年的医院，以治疗眼科、耳鼻喉科和心血管疾病享誉全国，患者云集。
医患之间的对立关系是怎么形成的?5月14日，从早上9时到下午4时，记者走进患者中间倾听患者的声音。
在同仁医院挂号大厅玻璃门外的墙角下，曹玉桃席地坐在一块塑料垫子上，行李箱里装着晚上过夜用的毯子、衣物。她要在这里彻夜排队挂号，对很多患者来说，排一两个晚上的队，能挂上号的话已属幸运。一位患者向记者抱怨：“我等了3个月了，还没挂上号。”
不少患者相信，之所以难挂号，是因为号贩子在医院里“有人”。号贩子放上一块砖头、一条板凳占个位置，就能和患者一样排队挂号，让他们敢怒不敢言。医院实行的网络挂号和电话挂号有“猫腻”，号贩子和医护人员“肯定有勾结”。在他们看来，普通号300元、专家号2000元，号贩子可能拿出了一部分“回报”医院和医生。
这，只是患者心中浮现的“简单愤懑”。
数量众多的病人长期停留，“火”了医院周边的小旅馆。医院里和周边，手拿广告牌给宾馆拉客的人员随处可见。记者跟随一位在医院里拉客的大妈来到附近的一家宾馆，宾馆地下室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都住满了等待诊断、手术的各地病人。带路的大妈介绍说，宾馆几百个房间常年住满各地前来求医的患者。
尽管小旅馆遍布，带孩子来看病的陈梅和公公还是舍不得再多花100元找个地方休息，她要等孩子的父亲明天来了再找个大床，4人轮着休息。从老家来回一次，加上检查费，一次平均近2万元的花费，已经让这个年收入不足2万元的农村家庭深感压力。
“我不明白，为什么做几个检查就要花那么多钱。”陈梅苦笑。新农合不能报销检查费用，因为“孩子没有住院”。高昂但又不能报销的医疗费用，让患者对医院和医生愤怒升级，在一些患者眼里，医生会为了赚钱“把小病说成大病，小手术做成大手术”。
医患之间缺乏信任，交流与沟通存在困难，这是造成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即便如此，患者还是对医院抱有莫大的希望。陈梅的孩子先天视神经发育不正常，“济宁、济南都没有检查的机器，只有同仁医院才有”。她认为，只有同仁医院的专家能让孩子的视力恢复正常。曹玉桃也认为，“全国眼科最好”的同仁医院，比其他任何一家医院都有能力让她的青光眼手术获得成功。
在别的医院治不好的眼科病，在同仁一定能看得好，这是云集于此的患者们的普遍心态，而一旦希望落空，不少患者都相信是“医生没有尽力”，或者自己“没有门路给医生好处”。
看病贵、看病难、看病烦这些“社会性积怨”，很容易让患者产生一种对医疗行业的集体审判，和因失望而产生对医生的迁怒，这是采访过程中患者情绪给记者的印象。
2011年9月15日，同仁医院发生了一起医生被砍案。患者王宝洺认为徐文医生在医疗中存在过错，竟手持菜刀砍了徐文医生18刀。
陈梅说，她“听说过这事。”但又表示：“我没弄明白——这到底是谁的错啊?”(邓崎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