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国临床医学发展模式对中毒医学学科发展是不利的。”郝凤桐坦言,我国临床医学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临床医生的专业技能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有些医院挂号是没有内科的,必须选择到二级学科挂号,比如呼吸内科、血液内科、消化内科。而中毒医学恰恰是一个跨学科的专业。即便一个毒物是损害某一个器官为主的,也往往合并全身性的损害。
郝凤桐回忆,建国以前,我国中毒医学的力量非常薄弱。即便有少数医生在研究中毒医学,大多也是依附于急诊科。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我国开始有了职业病这个专业。职业病包含有职业中毒,要和各种化学品打交道。伴随着职业医学的发展,中毒救治和职业医学相结合的优势为大家所认知。2003年“非典”之后,国家强化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每个省要建中毒救治基地,当时卫生部的一个建设原则是如果一个省有职业病防治机构,而且基础条件还可以的话,大多把中毒救治基地放在职业病防治专业技术机构,这就反映出职业中毒与化学品中毒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北京朝阳医院设有职业病与中毒医学科。”郝凤桐透露,除去极少几家,其他医院如今还是沿用了急诊兼做中毒医学的模式,专业性自然有所欠缺。
郝凤桐称,虽然在北京朝阳医院的院内服务上,中毒救治基本可以解决。但放眼全国,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中毒医学科的人才建设确实存在着明显短板。” 郝凤桐对此直言不讳。关键是,中毒医学人才匮乏直接导致一些中毒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治。“这其实从侧面反映了中毒医学作为一个边缘学科的尴尬处境。”
既然中毒医学人才匮乏,有没有可能请北京的专家进行全国远程会诊呢?“现在这种服务模式已经存在了。比如云南和北京有一个远程会诊平台,不需要亲身到当地出诊,可以通过当地驻京机构的远程会诊平台,能把那边中毒事件的医学资料,病人的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测结果同步传输。我们就可以会诊。”郝凤桐表示,有关部门现在也在牵头做这件事,雏形已经有了,但还没有真正进入到一个“实战”状态。
郝凤桐介绍,如今北京朝阳医院的职业病与中毒医学科共有医生11人,全科近30人。医院有非常好的实验室,可以做毒物检测,从硬件条件和临床实践上看,医院做得不错。作为首诊科室,医生对化学中毒的整个诊断治疗的宏观判断和掌控比较透彻。“如果遇到一个中毒事件,我们有一个非常完善的工作流程。这是在实践中凝练出来的。”与此同时,郝凤桐认为中毒医学科的医生也有短板。在中毒诊断上,中毒医学科的医生会比其他专科医生有优势,但是要全面运用现代最新的治疗手段,则需要其他科室医生的帮助。
“在北京朝阳医院,因为有强大的多学科基础,并有中毒医学科作为画龙点睛的首诊科室,所以假如需要消化内科共同对中毒性肝病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对接时我们会衔接得很好。”郝凤桐表示,具体的技术细节方面,消化内科的医生在这个领域的理念会比我们先进很多。但在宏观上,他对整个事件的判断可能不如我们。因为有这样一种模式,有这些学科的平台,有医院统一的管理,再加上有多学科的资源基础,中毒事件可以在北京朝阳医院解决得比较好。
郝凤桐坦言,如今化学品的种类太多了,每类化学品对人的伤害特征又不一样。不应要求一个首诊科室就能“包打天下”。另外,除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和解放军307医院也有中毒医学的相关科室。但是对比之下,几家医院的理念和模式有一些不同。
刘赓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张雯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任冬梅
解放军960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