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3日，耶鲁大学学生詹娜·库克，在美国妈妈的陪同下，回到中国武汉开始一个月的寻亲之旅，她来到20年前她被收养的地方，寻找那些对普通人至为简单的问题：我的父母是谁?他们在哪里?我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界?
詹娜的寻找只是近年类似寻亲故事的一部分。从1992年中国首次对外国人开禁收养以来，这类被称作“香蕉人”(“黄皮白瓤”，中国面孔，在国外长大)的特殊儿童，如今正陆续长大成人。他们超过10万人，绝大多数是女孩，在过去20年多间，因政策原因或“重男轻女”的观念被中国家庭遗弃，由外国人收养。
前两批14个认亲家庭均与詹娜无血缘
6月13日，来武汉寻亲的第20天，在汉口闹市区江汉路的一家酒店内，詹娜·库克(Jenna Cook)和她的美国养母玛格丽特·库克(M argaret Cook)迎来第三批前来认亲的中国家庭。
此前，在武汉一家民间组织的协助下，詹娜已分别与两批前来认亲的家庭见面，其中19个家庭自愿做D N A比对并承担检测费用，目前已知结果显示，前两批送检的14个家庭均与詹娜无血缘关系。
寻找仍在继续。20岁的詹娜———准确地说，她至今并不知道自己确切的出生日期———仍在关切地注视着每一组家庭的出现，听他们的故事，观察他们的体貌特征，偶尔会努力地用中文尝试发问，在对方———通常是母亲，讲到伤心往事的时候，抓住她的手臂，或轻抚她的脸庞，为她拭去眼边的泪水，然后努力用微笑安慰对方的失控情绪。
这是一个隽秀而清彻的女孩，映着白色的连衣裙，脸上的笑显得真诚而干净。黄皮肤、黑眼睛、秀长的黑发，如果不是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讲话时习惯性的耸肩、挑眉，夹在人堆中的她会被认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女孩。
62岁的玛格丽特则静静地坐在一旁，她完全听不懂中文，但事后她会告诉翻译，她能感受对方正在讲述的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在前两轮的家庭见面会上，她已经知道这些故事大同小异：在特定的某个年代，这些前来认亲的每个家庭都有一段辛酸的往事。
这次认亲见面会持续了近一天，10余家庭从武汉及周边地区赶到酒店，尽管有些家庭从对话中已排除了可能性，但詹娜还是陪着做了D N A检测，“她们也在寻找，至少可以告诉她们，我是不是她们的孩子。”
两年前考上耶鲁大学的詹娜，最初在大学里选修的是心理学，她曾听专家说过，被遗弃的小孩和亲生父母见面时，身体会有某种反应，譬如手掌心出汗，“我有时会相信这种心灵感应的存在，但在见过的这些家庭里，我还没有这种感觉。”
10岁起5次来华学中文做义工
这并非詹娜第一次来中国。从10岁起，她曾先后5次往返中国，旅游、学习语言和在福利院做义工，“那时她已经知道自己是在中国出生，也到过武汉，但当时年龄还小，没有像现在这样很迫切地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玛格丽特告诉记者。
直到去年暑假，詹娜再次到中国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研修汉语，出火车站时，看到满眼的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寻找父母的念头突然间强烈迸发。
随后她花了近10个月的时间整理资料，将福利院提供的图片、她在美国的成长经历，仔细地做成了相册，今年5月再次和养母飞抵武汉，踏上正式的寻亲之旅。
根据签证和行程安排，此次武汉寻亲将为期一个月，到6月2 5日结束。在抵达武汉之前，詹娜就用不太熟练的中文，亲自写下这样一份寻人启事：
“我是个被外国人领养的中国女孩儿……我的梦想是找到我的亲生父母。我不忌恨他们。非常想告诉他们我多么爱他们，对他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有多么感激。爸爸，妈妈：我非常想念你们，希望有一天能拥抱你们。”
那时福利院将孩子送国外的多
与詹娜相遇前，1991年，玛格丽特是通过美国当地的“儿童广阔天地”(WID E H O R IZO N S F O R C H IL -D R E N，IN C )了解到，可以在中国收养孩子，那是一家获得中国政府官方认可的跨国收养机构。
彼时，42岁的玛格丽特是一所小学的全科教师，单身多年却一直想要个孩子，于是她向这家机构递交了申请。
1992年5月，她终于等到期盼已久的讯息。“当时只知道是一个中国孩子，他们传真过来这个孩子的中文名字，以及孩子头部的周长，就再也没有更确切的消息了。”玛格丽特回忆，与武汉市儿童福利院的联系一直由这家美国机构负责，具体流程她极少参与。
一个月后，她被告知可以启程前往中国武汉，办理孩子的收养事宜。“当时，我被美国机构通知可以选择长沙和武汉两个地方，而长沙倾向于结婚后的夫妇才能领养，最终我来到了武汉。”信仰基督教的玛格丽特认为，似乎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
1992年6月底，和她一起来到武汉市儿童福利院的，还有另外6个美国家庭，其中两家来自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7个美国妈妈分别从福利院领走了7个女婴，“领养过程相当复杂，需要填很多的表格，要写很多的材料。”玛格丽特回忆，“另外，还需要向福利院捐助一笔钱。”
谈到“捐助费”，玛格丽特耸耸肩，表示不以为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至于具体金额，她说已记不清了。除此之外，还要给美国的收养中介机构支付一笔钱，“总之，印象里都不算太多。”
根据此前公开的媒体报道，在涉外收养过程中，收养人须向福利院缴纳“捐赠费”，已成为客观上刺激福利院向境外输送儿童的“协议惯例”。有从事国际领养工作的人士介绍，涉外领养中的“捐赠费”，以前按规定是不超过3000美元，但两年前已涨至5000美元左右。
此外，涉外领养还涉及公证费、材料费、服务费、证件费及旅行费等，整个过程下来，每领养一名中国儿童约需花费3万美元。据美国一家领养组织“国际儿童希望”在网站上公布的费用详单，领养一个中国孩子的总花费为2.6万美元(不含旅行费等)。
而国内收养并没有这方面的“惯例”，是否捐赠属收养人自愿，这无形中促使福利院更愿意将孩子交给外国人领养。这种潜在利益冲动，在詹娜的中国寄养母亲张先美那里获得证实，她向记者表示，“那时(福利院将孩子)送国外的多，因为外国人收养要交一笔费用，但多少我并不知道。那时不会让你晓得撒。”
但她同时表示，在那个年代，政策允许外国人收养中国弃婴也是一种福利行为，那时中国的家庭普通条件差，弃婴能被外国人收养是一种幸运。
养母告诉她可以同时爱两个妈妈
以往每年中国的中秋节，身在美国的母女俩常会一起看月亮。“我拉着妈妈的手，当时有点黑，有点冷。我们走到车道的尽头，我们会抬头看天上的满月，我妈妈会搂着我说，詹娜，我要你抬头看这轮月亮，记着你的亲生父母，记着他们对你的爱，因为现在，你的亲生父母也在看着同样的月亮。”
“她常常告诉我，你可以同时爱两个妈妈。”詹娜说。
在生活的小镇第一次遇见来自中国的餐馆老板后，詹娜开始对自己的身世感到好奇;从来自西安的中国留学生那里学习中文后，她又对自己的出生国度充满渴望。她开始思考，自己本来应该叫什么名字，生日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兄弟姐妹。
渐渐长大后的詹娜，开始自己寻找答案。她在网络上搜索，渐渐发现了一群和她身世相似的小孩，“她们和我一样，都是从中国领养到美国的女孩。”她很快和其中的一些人成为了朋友，一起在网上聊天，谈论各自的生活和学习，还有对身世的疑惑。
2012年5月，詹娜在养母陪同下回到中国寻亲，她已经和几批认亲家庭相见。
3个弃婴回武汉儿童福利院做义工
2002年，詹娜10岁，她跟随养母第一次来到中国旅行。她们去了北京，随后是西安、桂林、武汉、香港，从北到南一路而行。詹娜说，那时她对中国产生了很强的好感。
2007年，詹娜与同在马萨诸塞州的夏诗婷、卢莲一道，计划回到被收养的地方做义工。夏诗婷和卢莲正是1992年被美国家庭从武汉儿童福利院收养的另外6个女婴中的两个。她们也已长大，每年的6月底，3家人都要聚在一起，庆贺孩子们共同的节日———“收养日”。
这个计划在次年6月成行，3个女孩在16年后的同样夏天回到中国，在武汉儿童福利院做了两周的义工，以此回报自己生命之初在这里得到的关爱。
作为赠送给福利院的礼物，女孩们每人准备了一本自己的相册。里面记录了从福利院嗷嗷待哺的婴儿，一直到在美国长成亭亭少女的点点滴滴。
在此之前，夏诗婷从未回过中国，那次，她和美国妈妈瑞特(R ita)第一次在福利院档案中看到了自己确切的出生日期。这个发现让她们激动不已。
“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夏诗婷说，“我不怨恨我的亲生父母。”
瑞特则说：“她很小就知道她是从中国收养的。她有时问她的生父母在哪里，我回答不知道，也许会遇见。她偶尔会伤心一下，但她本性乐观。我不担心有人会夺走她，因为我相信她对我的爱，我只是觉得诗婷能爱她的生父母就更好了。”
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幸运地知晓自己的出生日期，譬如詹娜，“我没有他们留下的字条，甚至也没有那时穿的衣服，但我确实有他们对我的爱伴随着我。”
2010年，詹娜考上耶鲁大学，开始初步计划寻亲之旅。去年暑假从哈尔滨返美，她便将寻亲计划作为课题向学校申报，并先后申请到12项奖学金，加上自己平时打工挣的钱，终于凑够了来武汉的费用。
“现在我长大了，关注的不再只是我自己。我现在很想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怎么样，过得好不好，健不健康，经济状况怎么样。这些对现在的我来说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