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物朱彤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奥运空气质量保障研究课题组专家。
■对话人物马军 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领导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搜集大量官方数据，先后绘制出中国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地图，并把它们展示给公众。
进入10月以来，北京深陷灰霾天气困扰，对灰霾元凶——PM2.5纳入监测的呼声越来越高，争论也越来越多。
公众希望获知北京空气状况的更多情况，环保部门呼吁公众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污染物的减排上，因为“只有减排才是硬道理”。
公众的知情权和城市的“脸面”，究竟哪个更重要?奥运期间，北京空气质量改善的经验哪些可以借鉴?如何才能凝聚起更多人的共识，去寻求北京空气质量问题的解决之道?
为此，本报对话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奥运空气质量保障研究课题组专家朱彤和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共同探讨北京这个拥有近2000万人口的大都市如何找回蓝天。
颗粒物监测指标逐渐精细
引进指标不等 于解决污染奥运后空气改善难度加大实施联防联控 是治理趋势
京华时报：北京对空气质量的监测始于什么时间?最初监测的对象是怎么确定的?
朱彤：北京对空气质量的监测大概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4年)，最初监测的是直径小于等于100微米的总悬浮颗粒物(TSP)。世界上其他较早进行空气质量监测的国家，都是从直径比较大的粗颗粒物开始，再到细小的颗粒物。这是一个进程，越来越精细化。
京华时报：从对TSP的监测到对PM10的监测，我国经历了多少年，促进发生改变的因素是什么?
朱彤：当时监测TSP只是感官上的认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大家发现直径小于等于10微米的颗粒物(PM10)是可以吸入人体的，被称为可吸入颗粒物，对人们健康的影响很重要，因此逐渐改变。
引进指标不等于解决污染
京华时报：据了解，目前在我国大部分城市里，PM2.5已占到PM10的50%以上，这是否说明监测标准该作出改变了?
朱彤：PM2.5在很多地方一直就占很大比重，有的地方甚至达到60%、80%以上，不是因为它占的比例高就要作出改变。现在公众对PM2.5的呼声很高，可能大家认为，国际上PM2.5的指标已经有了，然后其他的国家也采用了，加之现在一些媒体对PM2.5的炒作，其实很多人可能不是很清楚PM2.5究竟是什么。
京华时报：您是否认为将PM2.5列入国标进行监测的时机未到?
朱彤：PM2.5是PM10很大的一部分。PM10的浓度控制下去的话，PM2.5的浓度也会下去。北京和其他城市一样，它的PM2.5的浓度和PM10的关联性很大，去年北京的PM10依然超标20%。不能说引进一个PM2.5的指标，问题就解决了。
奥运后空气改善难度加大
京华时报：1998年开始，北京实施了十六阶段的大气治理措施，治理效果在奥运之前非常明显，可奥运之后，这种改善就变得缓慢，这是什么原因?
朱彤：城市发展阶段不同，空气治理的难度也不同。北京在空气治理之初，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将燃煤改成天然气，这是能源结构上一个重大转变，再比如对建筑工地扬尘进行控制。从之前没有任何措施到采取措施，产生的效果就会很明显。
另外一个原因，过去几年，北京一直保持每年百分之十几的经济增长，对于这些年新增的污染源，即使有控制，但总量还是在增长。并且，在采取了初步措施后，进一步采取措施的技术难度远远大于刚开始。
京华时报：北京的大气污染治理，在燃煤污染、机动车排放污染、扬尘污染中，哪种污染治理起来难度最大?
朱彤：扬尘污染治理相对好一些，工业、燃煤电厂污染，通过对电网进行调配、采取一些技术措施，控制得也比较好。相比较而言，机动车排放污染治理的难度最大，北京的机动车从奥运之前的300万辆猛增到现在的500万辆，情况依然不容乐观。
实施联防联控是治理趋势
京华时报：2008年奥运期间，北京的空气质量的改善特别明显，有什么经验值得借鉴?
朱彤：大气是流动的，单靠某一个城市单打独斗，很难独善其身。奥运留给北京的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进行区域的联防联控。像河北、天津，污染源多，排放量大，污染物很容易被输送到北京。奥运期间，北京的周边省市也和北京一样执行了严格的限制措施，这对北京空气质量的改善起到了很大作用。
京华时报：据了解，目前环保部正在制定《京津冀大气联防联控规划》，这一规划出台后，对北京将会带来哪些改变?
朱彤：京津冀地区工业还是很多的，污染源也多，通过对这些地区的工业结构布局和能源结构进行调整，将对整个区域的大气污染治理发挥重要作用。实行区域性联防联控，这是未来大气污染防治的一个方向，不仅当地居民受益，周边的居民也同样获益。(王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