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春天，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甚至很多中小城市，似乎在同一时间启动了垃圾分类的行动。
在专家看来：“垃圾处理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对于广州而言，十二年前就已经启动了垃圾分类的想法。在过去的十二年里，依靠了市场的驱动，环卫工人、拾荒者自发的在垃圾中分拣出可以回收的部分，以至于，在几乎没有家庭参加垃圾分类的情况下，有33%的垃圾没有进入终端处理系统。
然而，面对日产垃圾1.78万吨的现状和接近饱和的垃圾填埋场，广州不得不急迫的需要将被分类回收的比例在“33%”的基础上有所增长。
在探索分类标准的路上，官方、民间萌现截然不同的模式。按照相关负责人的话说：“我们是在一边实验，一边推广。”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低碳”这一生词渐渐为中国百姓耳熟能详的时候，垃圾分类确实也能做出不少的贡献。
只不过，对于普通民众，垃圾分类不仅是环保事业，更是生活方式。当他们看着社区或路边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却始终没有明白：手中的垃圾该各归何处。垃圾到底该如何分类?回收后，它们各自转化为何物?公众所理解的垃圾分类又存在哪些误区?一系列看似科普的信息，也需要得到详解。
垃圾分类，不是一场秀
对于广州而言，垃圾分类并不是一个最新的词汇。
十二年前，广州开启了垃圾分类的想法;2000年，在全国有8个垃圾分类的试点城市，广州就是其一;也因为相关经验，广州主编了分类标准，由建设部作为国标颁布实施。
然而，在去年年底，从市环卫局局长“转型”成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吕志毅却表示，广州垃圾分类仍处于“初级阶段”。从某种角度来看，过去十二年也并非毫无成效：在市场驱动下，环卫工人和拾荒者的自发收检可收回垃圾，已经使得广州33%的垃圾没有进入终端的焚烧或者填埋系统。
面对广州日产垃圾1.78万吨的现状和接近饱和的垃圾填埋场，垃圾分类的旗号再次启动。按照广州城管委垃圾分类相关负责人的说法：“我们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这不是一场秀。”
日排量如4450头大象
在很多人看来，垃圾分类行动的迅速重演，归功于市民反对垃圾焚烧的无奈之举。但是，在广州城管委负责垃圾分类工作的副处长刘国柱看来，十几年来，政府始终在考虑分类的问题，只是条件不够成熟。
如今，再次强力启动垃圾分类，刘国柱直言：“最核心的考虑因素，是目前垃圾处理终端的极大压力。”
据估算，目前，广州每天排放生活垃圾达到1.78万吨，相当于4450头成年大象的重量，而垃圾年排放量以5%到10%的速度增长。如果按照目前的垃圾终端处理能力，最多支持到2012年。“通常来讲，一个人每天平均产生的生活垃圾大概在0.85公斤左右，但事实上，广州目前已经超过1公斤。解决垃圾围城迫在眉睫。”刘国柱如是说。
事实上，垃圾围城已经不是最近几年的事。1992年，国家就开始提出“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
在此后的日子里，广州表现的颇为积极。先是用四年时间，开展垃圾分类居民调查;而后在1999年，正式倡议居民实施垃圾分类。
2000年，更是最为轰轰烈烈的一年。那一年，广州被列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出台了《垃圾分类收集服务细则》等一系列文件，在越秀、海珠、天河、芳村、白云等区，垃圾分类的覆盖率已达到20%至39%左右，而起步最早、速度最快的荔湾区垃圾分类覆盖率甚至达到100%。
不过，火热之后归于平淡。后面的几年，垃圾分类看上去不温不火，体制引发的谁主管问题和管理跟不上市场节奏两大原因，让人们发现：垃圾分类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回头来看，过去的力度是不够的。”刘国柱告诉《时代周报.健康忠告》记者，直到如今，很多人依然对垃圾分类缺少深入的理解。
不过，刘国柱并不认为过去十年毫无用意，虽然当年尚未接触相关工作，他依然觉得：“工作还是有成效的。”
他所谓的成效，一方面在于2004年，广州市环卫部门主编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评价标准》，这份标准被国家建设部作为国家行业标准颁布实施。随后，又印发了《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工作方案》和《垃圾分类标志和分类方法》。
而另一方面，从效率角度来看，在家庭没有垃圾分类的情况下，广州虽然日常垃圾1.78万吨，但其中已有33%实现分类回收，没有进入最终的终端垃圾处理系统。
“很多市民觉得自己家庭没有分类垃圾，整个城市也不会有人做这个事情，事实并非如此。”刘国柱说，走访街道，可以发现垃圾桶里有回收价值的垃圾都已经被拣走了，这是因为环卫工人、拾荒者进行了一次垃圾分类。这其中有政府推动的因素，也有市场引导的自发行为。
2009年，垃圾分类再次被提到了重要的议程。毋庸置疑，政府希望在被分类回收的比例再“33%”的基础上有所增长。
下一个目标：餐余垃圾
垃圾分类的目的在于将如纸张、塑料等可回收的垃圾挑拣出来，以此实现垃圾总量的减少。按照目前广州的分类标准，塑料、纸张等被归类为“可回收垃圾”。
然而，长期被忽略的是，还有另一类垃圾也可以“变废为宝”。
“从垃圾成分来看，餐厨垃圾已经占到广州垃圾终端处理的53-56%。”刘国柱接受《健康忠告》记者采访时说，所谓餐厨垃圾包括餐饮垃圾和厨余垃圾，它们的区别在于来源不同前者产自酒店、宾馆等，而后者来源于家庭的厨房。
在相关部门的设想中，将餐厨垃圾单独处理，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从生物的角度讲，餐厨垃圾以有机物为主，有机物是可以降解的，可以作为可循环资源，转化为堆肥或者饲料;另一方面，餐厨垃圾所占垃圾总量的比例超过一半，如果能把餐厨垃圾分类出来，就意味着减少了大量的垃圾产量，进一步也减轻垃圾填埋或焚烧的数量。
如今，位于燕岭路越秀环卫车队站场的广州市第一个餐厨垃圾处理厂，已经率先处理了来自广州市委、市政府食堂的餐厨垃圾。
这个处理厂里总共有着3台机器，投入约200多万元。项目负责人、北京嘉博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梅耀武介绍说：“一般来讲，每台机器平均8小时就能处理400公斤的餐厨垃圾。”
由于厨余垃圾尚未完全分类，被送到处理现场后，首先还要经过“手工分拣”，将饮料瓶、塑料盘、塑料袋等大件垃圾例挑拣出来，然后才会被倒入处理机器内。又因为中国的餐厨垃圾水分含量高，技术人员需要添加玉米皮、花生壳等水分调整材料，用来改变垃圾的水分含量。此后，经过添加菌类、降解发酵、深加工诸多环节，家里的残余饭菜就变成了优良品质的生物饲料或微生物肥料菌剂。
“将这些肥料替代化肥使用，不仅有助于改善土壤，而且比传统的化肥产品价格更便宜。”据介绍，目前这个项目正在联系广州周边的“农家乐”，为肥料寻找销路;而今年10月份，还会推出另一套针对居民日产厨余垃圾的处理技术。
事实上，在广州首个厨余垃圾处理厂尚未面向居民的时候，曾经因为欲建焚烧厂备受争议的番禺区已经准备厨余垃圾的试点。
“从4月25日开始，将以海龙湾做试点进行厨余垃圾回收，由中创沃德公司无偿向海龙湾每户提供一个储物箱和一个厨余食品垃圾桶，收集厨余垃圾。”番禺区业主巴索风云在小区论坛上兴奋地发了这样的帖表子。而据介绍，这个项目尚由业主自愿参与，由中创沃德公司与居民签订协议，公司每天收运2次厨余垃圾。
立法成为推进瓶颈
垃圾分类正在一步步的推进，但是像巴索风云这样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的市民其实并不算多，在刘国柱看来，推广工作最大的瓶颈就是：“很多人并不能像自己说的那样去执行。”
曾经有一项民间调查，90%的民众支持垃圾分类，但也有90%的人没有做对或者懒得操作。尽管刘国柱觉得这个数据不一定准确，但他依然认为，呈现出的矛盾确为事实。
“垃圾分类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想象中这么简单。”刘国柱举例说，目前，很多酒店的餐饮垃圾用来卖钱，强迫他们将垃圾提供给环卫部门分类处理，会触动一系列的利益，“由于没有立法，人家不给你，也不能说什么。”
法律专业出身的刘国柱直指要害，他表示立法是现在推广垃圾分类的一项空缺。其实，立法的问题已经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上，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广州市2010年度立法计划》，垃圾分类名列其中。
由于垃圾分类涉及多个部门，有关负责人透露，城管委已和林业等部门联合，研究做堆肥厂，专门处理农贸市场水果、蔬菜等垃圾;与供销社沟通，完善废物收购站的监管;未来还要讨论设立垃圾处理行业企业的经营许可证，作为特殊行业的特殊经营。
谈及企业介入垃圾分类工作，刘国柱告诉《健康忠告》记者：“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从整个垃圾处理的过程来看，涉及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诸多环节。但刘国柱强调，社会化的介入不能允许由任何一家公司涉足每一个环节，以免发生垄断。
在刘国柱看来，垃圾处理是一个特殊行业，涉及公众利益、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具有公益性质，但是企业化的运作最终追求最大利润，由此，面对这样的矛盾，如果考虑企业的介入也更需要立法的支持。
不过，在立法及形成决策方案的过程中，依然存在不少质疑的声音。
前不久，广州市城管委组织邀请全国32名环保专家召开了生活垃圾处置咨询会，形成了专家签字认可的咨询意见书，明确了“分类收集、回收利用”和“焚烧为主、填埋为辅”的处理模式。
消息一出，很多人纷纷叹息：“最终还是要焚烧为主!”在多数市民的观念中，垃圾分类的目的就是可以不用焚烧，由此，以减少可能的空气污染。
但是，刘国柱对《时代周报.健康忠告》的记者解释说，在这个问题上，市民们存在着概念的混淆。
“垃圾处理涉及几个环节：垃圾投放、垃圾收集、垃圾处理。是否分类可以存在与任何一个环节，由此便有了家庭垃圾的分类投放、环卫工人的分类收集和分类运输、最终把垃圾分类处理。相比而言，焚烧或者填埋，属于最后垃圾终端处理环节的技术选择。”刘国柱说，虽然理论上，所有的垃圾都可以回收，但是纵观世界各国，在目前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不能回收的垃圾依然需要进行焚烧或者填埋处理;而分类的目的，是将可回收的回收，尽量减少需要焚烧或填埋的垃圾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