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赵国屏，分子微生物学家。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1948年出生于上海。1982年获复旦大学微生物学学士，1990年获美国普度大学生物化学博士。现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微生物学会和生物工程学会理事，上海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批准成立的中科院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任实验室主任。
今年64岁的中科院院士、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国屏教授经常获邀去各大医学院校、科研院所去做报告或演讲，每每他都会以孔子名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作开场白。他说：“我们这代人，从来没想到过设计自己的人生。我们只是结合自身的能力和兴趣，不断地去适应国家需求，为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
有志于学生物，成长为改造农村的知青
赵国屏出生于上海的“技术官员”之家。父亲赵祖康本是一名公路工程和市政工程专家，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公务局长。1949年5月，出任国民党政权的上海代理市长。上海解放后，赵祖康又历任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规划建筑管理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赵祖康从不要求子承父业。赵国屏在孩提时代，就对生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青少年时，他在《科学画报》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DNA双螺旋结构发现后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发展的文章，其中提到病毒是介于生命和无生命之间的“生命体”，这让小小年纪的赵国屏深为震撼、着迷，从那一刻起，他的心便只属于生物，并一心要报考北京大学生物系。然而，“文革”浩劫破灭了他的梦想。1969年，20岁的赵国屏作为知青，离开上海前往安徽淮北的蒙城县朱集大队朱集生产队插队，而且一待就是10年。
“我小时候学习米丘林、做嫁接和育种，也崇拜过电影《艳阳天》里肖长春带领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特别是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我感到粮食太重要了。那时我真的是一门心思想着怎样改造农村。尤其是在担任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更憧憬着自己的大队生产水平要上去。”赵国屏认真地说。
为此，赵国屏在自己所在的大队里做规划、兴水利、开工厂、办学校，认真推行计划生育、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他还为从安徽农大毕业的公社农技员朱军“量身定做”开辟了几十亩试验地，并组织了由十多位精干青年组成的农科队，开展一系列杂交育种工作。为了学习农业科技方面的知识，赵国屏曾从被“文革”破坏的图书馆里收集农业科技书籍，也曾到县城的新华书店里，用自己微薄的收入买回《美国现代农业概述》等新书。他还在全大队亲自推广杂交玉米设计新型农艺方案。当然，他还全心全意地支持插队组组长俞自由的工作。这位日后当上了蒙城县委副书记和县革委会主任的女组长最终与赵国屏结成了比翼双飞的一对佳偶。
而立之年跨进了大学门，当了“老”学生
1978年，赵国屏步入了而立之年。尽管1977年恢复的高考曾使他心头一热，但他还是放不下改造农村的心愿。这时，一位生产队长对他说：“虽然你现在做得很好，我们也需要你，但是你应该多学本领，做农民做不到的事情。”在这一番话的启发下，赵国屏参加了高考，被复旦大学生物系录取了，分配到微生物专业。“也或愚忠生悲歌，而立之年当学童”，30岁的他，又燃起青少年时的理想。虽然年龄大，学习的能力不如“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少年，但是，他终究经过农村10年的磨炼，更明白学习的目标，更坚定了奋斗的意志。
在校期间，担任过从班到系再到校的各级学生干部，负责过从学习到生活的各类学生工作，又以学生身份当选为复旦大学校党委委员。他的4年大学生活始终在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中度过。有着良好英语基础的他几乎读遍了与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相关的各种原版英语教科书。他还利用课余时间，在老师的指导下，撰写微生物学技术综述，开展经济生态学调查研究。所有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毕业的时候到了，赵国屏担任班长的微生物专业班被评为上海市三好班级，学校希望他留校，当一个兼做行政和教育科研工作的“双肩挑”干部。但是，赵国屏认为，如果真心做研究，就要踏踏实实走一条“科班之路”。于是，他放弃留校，考上了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又被推荐参加“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的笔试和面试，由国家教委公派到美国普度大学(Purdue)留学，攻读生物化学系的博士学位。在美国，35岁的赵国屏与他的夫人俞自由一起，又历经了一次长达9年的留学生涯，各自获得了生物化学博士和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不惑之年认准自己的路：回国效力
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出国热”方兴未艾之时，但是年届不惑的赵国屏和夫人选择了回国。 他们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只是想到父亲的嘱咐‘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服务’”;“只是想到做科学，回国是‘雪中送炭’，留在美国只是‘锦上添花’罢了。”
不过，当时国内的科研条件相当落后。赵国屏不得不“曲线救国”，先去上海普罗麦克公司(Promega)当生产经理。得益于插队时做大队书记和大学时代做学生会工作积累的管理经验，以及经济学博士夫人的支持，他不仅管新产品的研发、生产，而且管质量控制和成本核算。在他的精心经营下，公司两年内就实现了盈利。
不久，这些经验被用在了组建真正的实验室上。当赵国屏硕士研究生的导师需要他回去接班时，他依然放弃了公司的高薪，回到植生所，选择了他一直心仪的科学研究事业。靠着教育部资助公派留学生回国工作的5万元、上海市政府资助生命科学研究的5万元，以及所长基金5万元，赵国屏对实验室的硬件进行了改造。很快，他所在的实验室就成为所里重点支持的“微生物次生代谢调控研究开放实验室”。他又积极引进人才，开拓领域，努力承担并完成国家和企业的研究项目。经过此后13年的努力，实验室终于被批准成为中科院“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并开始向国际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的前沿进军。
“知天命”后改方向，投身于人类基因组研究
1998年，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与北方中心和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的华大基因组中心共同承担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任务。时任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的赵国屏和上海生化所的李载平院士、细胞所的裴钢院士一起，开始主持实施中科院关于人类基因组研究和开发的创新工程特支重大项目。1999年，赵国屏又被任命为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第一任主持科研的副院长，走上了实施创新工程改革的第一线。
赵国屏说：“对我来说，这是人生中的一次转型。那时我已50岁，我的专业基础是研究微生物代谢和蛋白质工程。这时‘改行’，显然十分困难。但是，人类基因组的工作太重要了，关乎中国生命科学在今后几十年中的国际地位;而国家特别是中科院，在这方面的学科与人才断层非常严重，我只能动用我的积累，边干边学。”
幸运的是，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有一批不为名利、只希望奋斗成功的人集聚在了一起。这让赵国屏至今想起来都感慨不已。他特意提到一位青年科学家孔祥银的故事。“1997年，还在德国从事访问研究的他，在得知中国要开始人类基因组研究后，没得到任何承诺，放弃了继续工作学习的机会，带着妻子毅然回国。当时，他和我一起在一间别人出国后留下的实验室里，修好两台坏掉的离心机，建立基因组工程实验室，开展人类疾病基因克隆的研究工作。带领学生没日没夜工作的他，好几年春节都是在我家过的。”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孔祥银等人用两年的时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2001年，《自然·遗传》杂志在同期发表他们与人类基因组北方中心撰写的两篇有关II型乳光牙疾病基因的论文时评论说：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意味着定位克隆已不再是西方科学家的专利。
之后，赵国屏和他的研究团队在疾病基因组和与人类健康相关的功能基因组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2001年，赵国屏负责组建了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为中国的功能基因组研究搭建了又一个重要的技术平台。2002年，他从上海生科院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兼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在他的引领下，南方中心在病源微生物基因组方面的工作得以加强，钩端螺旋体基因组论文和日本血吸虫基因组论文都相继在《自然》发表。
10年后的今天，赵国屏欣慰地说：“在国际生命科学发展到这个关键的当口，我们这些人正好在岗位上，做了应该做的事，使得今天我们在基因组研究领域，与国际同行基本走在了同一条水平线上。”这是这一代生命科学家对于不曾辜负历史使命的自豪。
历史证明，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为我国积累了相关的技术、人才，以及科研经验。当基因测序日益成为生命科学一种重要研究手段时，中国拥有了提供这种技术服务的能力与平台。
年过半百，主动请缨在SARS的阻击战中打了胜仗
2003年，SARS在全世界范围迅速扩散、蔓延。作为分子生物学专家，赵国屏感到有义务在这样的时刻作出自己的贡献。在及时安排好针对SARS的研究任务后，他于5月2日赶赴广州，与当地的疾控、医护和科研人员广泛接触，了解情况。在中科院广东分院的统筹下，赵国屏与同事们很快起草并提交了一份给中央SARS科技攻关领导小组的报告，得到时任攻关领导小组副组长、中科院副院长陈竺和组长、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的大力支持。
几天后，以陈竺院士为首的中央SARS工作代表团抵达广东和香港，赵国屏以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全程参加了工作，并由此获得了更多第一手资料，逐步形成了开展SARS分子流行病学研究的构思。至今，赵国屏还清楚地记得，5月20日那天，他向广东疾控中心的领导们讲解了他在调研中构思的“研究战略图”，提出了打开早期流行病“黑匣子”的战略思想，以及在广东省积累的病毒样本和流行病信息基础上通过全基因组测序进行分子系统学分析的战术策略。同是在那天，他以南方中心“在科学上一流，在成果地位上第二”的服务政策，赢得了从广东省疾控中心领导到一线工作人员的信任，正式开始了攻坚“SARS分子流行病学”的大合作。
此后半年，协作组完成了从第一位尸检病人到SARS流行晚期香港病人分离病毒的29条基因组序列测定，结合流行病学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发现了SARS冠状病毒基因组在流行早、中、晚期序列特征的差异，为认识基因组进化与传染性差异的相关性提供了科学依据。 2004年1月，第一篇论文《中国流行期间的SARS冠状病毒分子进化》以“中国SARS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协作组”的名义在《科学》杂志发表，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美国卡罗拉多大学著名的冠状病毒分子生物学家 Kathryn Holmes 评价这项工作“极为漂亮”。
2003年10月，科技部在北京召开专家研讨：“今冬明春，SARS是否还会卷土重来?”赵国屏在会上作了简要发言：冬春季节，SARS再来并不奇怪。但是，如果是来自自然(动物)的病毒，只要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不会死人，也不会人传人，不会爆发疫情;若是实验室保存的来自疫病中晚期的病毒泄漏出去，由于其高度适应人类，因此会在人间传染，甚至可能死人。不久，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印证。2003年12月~2004年1月，广东又出现了4名SARS病人。这4名病人都与果子狸等动物有过接触，但是，病人症状轻，很快痊愈，没有人到人的感染。然而2004年春，北京发生的1名实验室感染的SARS病人，却先后传染了9人，而且还有1人死亡。
年过半百，赵国屏以他在人类基因组研究中所积累的科学思想和组织能力，在SARS肆虐期间，勇敢而冷静地涉足病毒学和流行病学领域，深入疫区，发起并组织了国内外包括大学、医院、疾控中心及科研机构在内的数十家单位的60多名科技人员共同奋斗，在短时间内作出了让国际同行赞叹的成绩，使国外那些认为中国科学家在非典领域研究失败的评论戛然而止，也为中国科学家和中国人民争得了尊严和荣耀!
耳顺之年，以理解的心态，坚定推动科技体制改革事业发展
到了“六十而耳顺”的境地，赵国屏对科学、科学家、科学管理者及国家科技体制的历史背景等多了份理解，也因而坚定地推动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生物医药科研和转化事业的发展。
“上海，尤其是集聚了南方中心等‘组学’中心、中科院药物所和中医药大学等医药科研教育机构以及全世界各大医药企业的张江生物医药产业化基地，已经在生物医药的研发方向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们从最基础的基因组研究，到生物医药转换研究，都走在全国的前列，经费使用效率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此完整、有效的基地，在国内是唯一的，在国际上也不多见，值得我们珍惜。”对于上海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研究与开发的未来，赵国屏描绘了他的愿景：“我们已经布好了关键的点，却还需要将这些点串起来，并连成网络。”赵国屏认为，政府与社会共同组织的非盈利基金支持下的转化型研究联合体的模式也许是一种可行的网络——“也许未来几年，我会着手组建这样的联合体，开展系统生物学研究和转化医学研究，真正把我国的生物医药研究、开发和产业链建立起来。”
从微生物生化研究走到人类基因组研究，又将基因组学与微生物学结合，开展微生物系统生物学和合成生物学研究，赵国屏正向“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最高境界迈进。
回顾自己的一生，赵国屏说：“我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成长。从插队知青、大学生，到出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从研究农业、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到基因组学;从大队书记、大学教师、公司经理、实验室主任、研究院所领导，到国家研究中心主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热爱生命科学，热爱中国人民之心不改;我也始终享受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服务中国人民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