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个老人的年夜饭 都失去了唯一孩子

上午十点，饭店二楼挤满了人。聂和平站在五张桌子中间，念着一串串熟悉的名字，彭凤鸣、周琼、李林……突然听到有人说，“我喜欢你们，我最喜欢你们了……”辛莉（化名）一只手扶着拐杖，一只手被丈夫牵着走了进来。

2月15日是农历大年三十，怀化市失独家庭关爱互助协会的45位老人（以下简称怀化失独协会），在会长聂和平的组织下，聚集在一起吃“暖心年夜饭”。他们聊天、拍照、唱歌，歌声缭绕，响彻了整个饭店。

45位老人，因为各种原因，都失去过唯一的孩子。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在生活里翻来覆去地“死”，“死”了又再活过来。

“最害怕的就是过年过节”，聂和平说，如果不来参加“年夜饭”，他们就在家里一边思念一边流泪。

今年是怀化失独协会的第四届年夜饭，取名为“暖心年夜饭”。在更早之前，“年夜饭”由失独者们集资举办，他们喜欢聚集在一起说说唱唱笑笑。

“失独者协会”

68岁的聂和平站在人群中间，脸上化着淡淡的妆容，身上穿一件玫红色轻薄羽绒服，显得比平日年轻许多。

年轻的时候，她曾待过机关、办过公司，养成一种从容不迫的习惯；退休后，她经常唱歌跳舞、去旅游、做手工……直到儿子出事前，她快乐得像一只小燕子。

2004年9月，聂和平29岁的儿子王建因患再生障碍性贫血，在武汉一家医院离世。生病前，家里已给他准备好了婚房。

聂和平从家里翻出儿子唯一一张照片——儿子面带微笑，和女友姐姐的孩子坐在草地上。“萌萌（照片里的孩子）应该有20岁了吧？”她问丈夫王正安。

儿子刚走时，聂和平经常睡不着觉，像行尸走肉一般，三年里不大与外界沟通。“她们说儿子给她买衣服，女儿又带她去哪儿玩，她孙子又怎么样……我一听就难受，不想跟她们玩。”聂和平说。

有一段时间，夫妻俩经常冷战，“有什么都不说，我就爆发了，我说你想离婚就离。”十几年后的初春，聂和平说起这段往事，满眼泪水，她学着丈夫的语气说：“吵我肯定是要跟你吵，但这婚是不可能离的”。在此之前，她见了不少失独家庭都以离婚散场，她以为丈夫也想跟她离婚。

2006年4月，王正安做胆结石手术。看着他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聂和平觉得非常害怕，等待了漫长的三个小时后，丈夫从手术室出来，聂和平决心和他好好过日子。

她重新回到老年大学，参加各种表演活动。直到2012年，她在老年大学排练节目，准备去怀化市一家养老院表演，后来听说养老院不愿接收失独老人入住，聂和平也拒绝去该养老院表演节目。

那段时间，夫妻俩为自己的晚年忧心忡忡，在医院工作的周琼曾几次碰到王正安，觉得他状态很差，“走路都不稳了，好像有点痴呆”。为走出“失独”困境，聂和平决定寻找更多的失独者，相互鼓励、抱团取暖。

2013年，聂和平去怀化市鹤城区计生委，希望找到更多的失独者，他们称彼此为“同命人”。计生委工作人员告诉她，要经过对方同意才能给电话。聂和平后来通过朋友、网络，以及计生委，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同命人”，他们不时聚餐、唱歌、跳舞、郊游……

聂和平至今记得，第一次跟“同命人”见面时，很多人都抱着她哭了，他们彼此倾诉安慰，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

2月9日，怀化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介绍，2014年11月，怀化市失独家庭关爱互助协会获批成立，聂和平任协会会长，现有会员五六十人。

“不能一直沉浸在痛苦中，一定要走出来，三年走不出来就要干预。”聂和平说。

2015年，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第一次尝试在北京为失独老人筹办“暖心年夜饭”。基金会负责人辛欣女士说，那一次之后，感觉到失独父母有这个需求，他们开始筹集资金，邀请各个城市参与，今年有包括怀化市在内的29个城市筹办了“暖心年夜饭”。

“主要是给他们一个疏通的渠道。”辛欣说。

“看到你们，我就高兴”

这是张赞鑫第一次带妻子来吃“暖心年夜饭”，等所有人吃完后，他用一个很大的袋子，把剩下的菜都打包带回了怀化市第四人民医院，即原怀化市精神病医院。

六年前，辛莉住进这家医院，此后再也没有出来过。

张赞鑫每天照顾妻子，帮她做饭、洗衣、洗澡……水壶里24小时有热水。“你叫她脱，她不肯；你叫她检查，她不知道……”前几天，辛莉又把大便拉在裤子里，还一屁股坐到枕头上去。

“我们原来感情很好，是厂里的模范夫妻，现在把原来的恩爱都搞没有了。”张赞鑫看了一眼妻子。

辛莉一脸淡然，握住来人的手说：“看到你们，我就高兴。”

“你认识他吗？”张赞鑫问妻子。

“认识，他是哥哥，我最喜欢他了。”辛莉说。

67岁的张赞鑫老家在江苏张家港，1976年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南省怀化市4507厂做工程师，负责模具设计。4507厂没有设备，张赞鑫每周去辛莉的厂做产品，这样一来二去，两人产生了好感。

张赞鑫说，辛莉当时被称为三公主，“她老头（父亲）那时是厂长，很多人都想追求她”。

1980年春季，两人结婚，1981年，儿子张波出生。几年过后，工厂开始走下坡路，他们每个月工资加起来不到一千块钱，“她450元一个月，我380元一个月，还要供儿子读书。”

2000年，工厂倒闭，几年过后，他们拿上了每人每月一千多元的退休金。2004年，在江苏工作的儿子突发疾病，“检查出来是脑积水，里面有藻类菌，国内没有药可治疗。”张赞鑫翻出装在口袋里的各类检查单子和发票。

他们辗转无锡、南京、上海等地，治疗了三年，借了一百多万元，2006年儿子最终撒手而去。“那是挖心的痛啊，看着他一天天离开，你却无法挽回。”张赞鑫说，没有人能理解他们经受的，包括他的兄弟姐妹也无法理解。

十几年来，那一百多万元的债务，像一座山一样一直压着他们，他们买最便宜的小菜、吃别人剩下的饭菜、十几年没买过衣服……张赞鑫说：“还有二十万元的债务，靠两个人的退休工资，大概还要10年才能还清。”

2005年，儿子住院的第二年，辛莉就不对劲了，她在病房里歇斯底里。“哄也哄不住，骂也骂不住，打也打不住”。张赞鑫还发现，妻子什么都记不住，每天在医院阳台咒骂，连病床上的儿子都忍不住说，“妈妈你别骂了，爸爸的忍耐程度是两个小时。”

张赞鑫知道妻子病了，但他没有精力照顾她，那时他忙于儿子的病情，到处向亲戚朋友们借钱，其实已经借不到钱了。

儿子走后，夫妻俩回到怀化市，辛莉整夜整夜不睡觉，她转儿子的房间，看儿子的照片，白天神智不清，去别人家找儿子……张赞鑫带妻子去医院，检查出来是脑梗塞，这样反复不见好转，辛莉哥哥看不下去了，建议张赞鑫带妹妹去精神病医院，那是2012年的春天，怀化市第四人民医院查出来，辛莉患脑器质性精神障碍。

2月8日下午，有护士过来量血压，问张赞鑫，“她最近有摔跤吗？”

“有摔跤。”

“她知道你是谁吗？”

病床上的辛莉立马接口说，“他是我男人。”

“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这里是四医院。”辛莉挥着手大声说。

张赞鑫说，很多失独者，孩子出事三五年后，走了出来；等进入身体无助阶段，又回到对儿子的思念中，“因为养子防老啊”！

“有爱不孤独”

自2015年年底，怀化市民政局慈善总会启动“有爱不孤独”项目——他们给有需要的人结对，让他们认母子、认姐妹；每年给失独者们集体过生日；帮患病的失独者做临终关怀。

2017年3月，聂和平过68岁生日，她手拿玫瑰唱了一首《老公老公我爱你》，把现场很多人都唱哭了。

“以后我和他只能相依为命了。”聂和平说，也有很多没有能“相依为命”的人，比如失去丈夫和儿子的彭凤鸣。

2001年，丈夫过世后，彭凤鸣和儿子相依为命。2004年，27岁的儿子结婚，随后生下女儿张敏（化名）。2011年，儿子扫墓回家路上，遭遇车祸身亡。

彭凤鸣住三室一厅的楼梯房，那是十几年前单位房拆迁补贴，彭凤鸣花了四万多元买的。屋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一进家门，彭凤鸣倒了两杯水，从抽屉里翻出各种糖果，一把塞到记者手里——“吃糖”，随后在烤火箱旁边坐了下来。

“我这一辈子太苦了，年轻时下放到农村，老公下岗后得癌症走了，后来儿子又出车祸走了，孙女现在得了病……我从来没干过泪水啊。”69岁的彭凤鸣哭了，满脸皱纹的脸不停颤抖。她很快擦干眼泪，说自己性格开朗，玩起来很疯——“暖心年夜饭”合唱时，和声中能清晰地听到彭凤鸣的声音。

很多同命人觉得，彭凤鸣很幸运，有一个孙女，起码“断子没有绝孙”。但彭凤鸣觉得，她的痛苦别人不会懂得，失独影响了她们家三代人：儿媳妇一个人带着孙女，在工地上帮人打扫卫生，没有时间陪小孩；孙女受到打击后，两年没跟她说过话，穿衣服都歪着脑袋；她自己年老多病，一个人摔倒在地上，没有一个可以扶她的人。

2015年正月，彭凤鸣生病住院，隔壁病床的人问她，你家里怎么没人来看你？她说家里人都打工去了。“没有子女会被人看不起，小区就有人认为我倒霉，看到我转身就走。”彭凤鸣说。

彭凤鸣的媳妇姚罗凤记得，丈夫去世没多久，女儿开始大吵乱闹，后来越来越沉默，问她什么就答什么，再后来就干脆不说话，只是点头和摇头。

开始彭凤鸣想带小孩，但姚罗凤不同意，两人曾发生过争吵，随后姚罗凤带小孩搬离了婆婆的房子，租住在每月房租三百多元的一个楼顶。事后姚罗凤回想起来，觉得当时可能忽略了女儿的感受，“毕竟她从小是奶奶带大的”。

此后有一段时间，张敏经常说“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姚罗凤不知道女儿受不了了什么，她觉得他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张敏六岁的时候，学校老师建议姚罗凤带女儿去医院检查，做完脑部CT后，医生说没有什么问题，让她多陪陪小孩。姚罗凤说，她一个人要工作，又要照顾女儿，有时候忙不过来。

“我带她出去玩，她就天天想我带她出去玩，不出去就不高兴；我买东西回来，她就天天想我买东西回来，不买就不高兴。”姚罗凤说，她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带女儿。

姚罗凤带女儿去过十几次医院，开始看儿科，后来看精神科，她以为女儿是自闭症，检查又说不是，后来去了精神病医院，医生告诉她说，女儿有心理疾病，让她多陪她玩玩。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陪她，也确实做不到十全十美。”姚罗凤说，有时她有空，就自己回家给女儿做中饭；她没空的时候，婆婆彭凤鸣过来帮女儿做饭。

2月9日，记者见到这个12岁的小姑娘，身材瘦弱。一看到记者走了过来，她弓着背、耸着肩，迅速走进了房间，接着把头埋在枕头里，不肯说一句话。

失独者困境

今年的“暖心年夜饭”上，负责指挥唱歌的人，是怀化失独协会副会长李林。

失独协会临近五年一届的换届选举，聂和平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想找一个合适的人来接她的班。她说，这次年夜饭上，她本想让李林做主持，但李林说自己普通话讲不好。

今年63岁的李林，在北方当过四年兵，现在每天在家里照顾患乳腺癌的妻子郑小萍。李林每天做饭、洗衣、扫地……事无巨细，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而在儿子出事之前，他是一个做水果批发生意的老板，一年收入有几十万元。

李林原来在怀化市供销公司上班，那时妻子郑小萍在怀化市果品公司。1992年，两人相继下岗，开始做农副产品批发生意。那时，李林到全国各地采购货物，一年有五六个月时间在外面跑，他把采购的货物用火车或汽车运回怀化市，再让妻子把这些货物批发到下面各个县城。

儿子从小很优秀，一直不用他们操心，2012年春天，29岁的儿子在回广西上班的路上，车子翻进了一个大水坑里，脑袋被压扁当场死亡。

几个月后，夫妻俩重新做起生意，“不做生意我们更加不知道怎么办。”郑小萍说，2013年初，她觉得自己身体不对劲，“乳房很痛，刺骨一样。”那时候快过年了，她跑到医院检查，医生没有告诉她病情，只让她马上住院治疗，郑小萍想过完年再住院，医生说“你还要过年啊？”

郑小萍不相信，一个人偷偷地跑回家了，过完正月十五回医院时，她发现右手臂抬不起来了。李林看到妻子的检查报告上写着CA，“就是癌症的意思”。

所有亲戚朋友都吓蒙了，他们联系学医的弟弟，去了广州最好的医院，迅速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全部切除了，乳房、淋巴都切除了，不切除就要扩散。”郑小萍一边说一边解开扣子，露出右边扁平的胸，上面的刀疤清晰可见。

每天都要吃药，每年要去复查三次，郑小萍说，她现在还没有过危险期，一年医药费要十来万。“你看，扩散到这里来了”，她摸着手臂一硬块说，现在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

聂和平说，郑小萍做完乳房切除手术后，曾想做试管婴儿，那时候她已经五十多岁了，“我们都劝她不要做（试管婴儿），问她到底是要人还是要命。”2015年，郑小萍最终放弃了做试管。

2007年8月，国家规定，对独生子女死亡后未再生育或合法收养子女的夫妻，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100元的扶助金后。2013年，国家卫计委等5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规定自2014年起，将女方年满49周岁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夫妻的特别扶助金标准分别提高到：城镇每人每月270元（伤残）、340元（死亡），农村每人每月150元（伤残）、170元（死亡），并建立动态增长机制。此后，怀化市卫计委在国家的标准上提高到每人每月800元。

李林说，他以前不想要失独扶助金，觉得是“死人钱，拿着心寒”。但妻子做手术花了一百多万元，银行的钱又都取不出来，他们后来还是上报了失独名额。

儿子过世后，李林不愿谈起儿子，他不想让外人知道，甚至亲戚朋友都不愿说。“我们不该沉浸在前面的痛苦里，应该考虑后面的事情，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老了怎么办。”李林说，他希望有一个养老院，可以把失独者集中在一起，让他们彼此有个照应。

据卫生部《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以及其他有关资料统计，我国至少有失独家庭100万个，且以每年7.6万的数量持续增加。

在过去的12年里，怀化市计生委副主任韩生学先后走访了全国各地一百多个失独家庭，他把走访的见闻感受写进《中国失独家庭调查》。2017年春天，这本26万字的报告文学由群众出版社正式出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韩生学看来，失独者遇到的最大困境，“一个是治病，一个是养老”。目前，他所在的怀化市正在调研养老问题，尝试给失独者买护理险，另外，怀化市各大医院也对持有“扶助证”的失独者开通了绿色通道。

相比于经济补助，韩生学认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是更多失独者缺失的。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也认为，国家在不断提高扶助金数额的同时，同样要更多关注失独者的心灵需求。

生还是不生？

怀化市卫计委党组副书记张在宣介绍，怀化市失独者大概有两千多人，其中不包括失独再生养家庭。

聂和平说，失独家庭一旦做试管怀孕或者收养小孩，就会退出他们怀化失独协会。

2014年春天，48岁的大海加入失独者群体，成为怀化失独协会的发起人之一。儿子刚走时，他和老婆整天呆在家里，“我叫她出去买东西，她叫我出去买东西，有一次，我把她骗下去，她走到马路边上，突然大哭起来。”

中断和外界交流后，他们开始用网络交流，那时主要通过QQ群联系。开始的时候，大海很害怕受骗，后来开始慢慢接受，“毕竟大家遭遇都是一样的”。

有一天，大海在一个群里看到有人说做试管婴儿，他立即询问并加入了做试管婴儿的群。但群里全部都是女人，知道大海性别后，她们把大海踢了出去，在此之前，大海把妻子拉进了“试管婴儿群”。

那是2014年4月，大海妻子吴菊花说，知道可以做试管婴儿后，她终于觉得生活有了希望，开始每天出去跑步，锻炼身体；一有空就出去玩，调整心态；用盐水泡脚，调整身体状态。

他们之后去长沙、广州、山东、上海、北京等医院做试管婴儿，住在医院附近的招待所，有时候一住就是一两个月。“每次到医院，隔三差五的打黄体酮，一天要打三次，屁股都打肿了。”大海每天用湿毛巾给妻子敷，好一点后接着又打，这样调整了将近一年，妻子吴菊花终于怀上了。

吴菊花说，知道怀上后，她很高兴，但是一直到孩子出生，她才真正放下心来。

做试管婴儿的这一年里，他们花费七十多万元，花掉了所有积蓄，还卖了他们唯一的房子。2015年8月，女儿乐乐出生后，大海退出了怀化失独协会，但他至今都不敢跟父母说儿子过世的事实，“只说生了二胎，大儿子去美国留学了”。

屋子里有些乱，沙发边上摆着很多玩具，两岁多的乐乐在沙发上跳上跳下，一会儿指着墙角说：虫虫、虫虫……这是大海妹妹的房子，2014年，他们把房子变卖后，租房子住了一段时间，2016年搬进了妹妹家。

“不生（小孩）的话，日子很难过；生（小孩）的话，日子很辛苦。”吴菊花说，虽然她现在身体很辛苦，出现各种产后后遗症，但她觉得心里很欣慰，“终于又有人叫我妈妈了”。

2月19日，山东失独母亲笛妈帮失独再生养母亲郭敏在网上发起水滴筹。郭敏失去孩子后，以58岁的高龄又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如今她的两个孩子7岁，半个月前丈夫因病去世，这让原本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现在家里靠每月2000多元的养老金生活。

政府鼓励失独家庭通过再生育或收养手段自救，一旦自救成功，他们将不再属于失独家庭，也就无法再享受失独扶助政策的照顾。很多家庭因为再生养陷入了生活的困境。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全国人大代表杨莉曾建议，为40岁以上再生养的“失独者”酌情发放特别扶助金。对此，国家卫计委2017年8月答复称：这涉及国家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的调整，尚需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调研，广泛征求意见，下一步将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探索。

2016年儿子过世后，怀化市安江镇的杨洋和丈夫兰军想收养小孩，为此差点上当受骗。2017年春天，45岁的杨洋自然怀孕产下6斤多的女儿。

尽管不到50岁，杨洋一半的头发都花白了，失子之痛让她比同龄人更显苍老。带着女儿出去玩时，她经常被人问：这是你的孙女？她总是回答“是是”，“随便他们怎么想，反正我知道是我女儿”，她说。

还有一些年过六旬的失独母亲冒险生下“二胎”。一位失独者说，60岁再生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冒险。

另一位失独者在“再生养群”里说，发生这样（失独）的事，怎么选择都难，要了孩子，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快乐，也会有精力、金钱等方面的困境；但是不要孩子，等到年纪再大一点，会更孤独无助。

韩生学做过“剩男剩女”的调查，他发现很多年轻人的观念改变了，“他们问我，为什么要结婚生子？我跟他们说，人口安全是最基本的安全，国家的发展需要靠人，家庭是对自己、对国家负责。”但韩生学说，他无法说服年轻人，这一代人和失独者这一代人观念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