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柏翠云(左)和姐姐柏翠霞(右)在病房
妹妹柏翠云一动不动地躺在血细胞分离器旁,两只针头,扎进了两只手臂的静脉血管。
她不停地把手里一个红色的皮球攥紧又松开,鲜红的血液从左臂缓缓流进分离器,再从右臂回到身体中。两个小时过去,50毫升包含免疫细胞的血浆提取完毕。
一周后,这些免疫细胞在培养室里呈几何倍数地增长,再分4次、每隔一天地输入到姐姐柏翠霞的身体里。
13年来,在北京307医院,这样的循环已经在这对姐妹身上发生了10多次。也正是这样的循环,让患有白血病的姐姐活了下来。
原本是AB型血的姐姐,变成和妹妹柏翠云一样的O型血。“自从换了你的细胞,家人都说我性格越来越像你了。”姐姐开玩笑地说。
如果有可能的话,柏翠云希望,这一切从来没发生过:姐姐没有在2001年被确诊为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也无须接受自己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姐妹俩可以悠闲地安排退休生活,到全国各地去旅游。
“想也没有用,不如不想。”柏翠云说。
刚拔下针头的柏翠云两只胳膊都“僵了”,医生叮嘱她,这几天要“注意补钙”。每次进行血细胞分离的前后3天,柏翠云都会专门吃起钙片。
她横穿医院门口的马路,拐进一个老院子,爬上二楼,走进一间日租套房。大门里还有3个小门,只有最靠北的那一扇门,暂时属于她。
10平方米的房间里紧紧挤着两张床,床脚放着的电饭锅里闷着米饭。柏翠云在日租房公用的小厨房里忙活起来,姐姐的病让她不能吃油盐多的食物。
小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包括柏翠云正切西瓜用的菜板,几乎都是这间日租房之前的住户,你一件我一件零碎留下来的,他们大多和柏翠云一样,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家属。
柏翠云想起,头一次陪着姐姐来北京看完病,回南京老家的时候,自己似乎在当时租的地方留下了一口锅。“现在估计也被别人用着呢。”她眯着眼笑了起来。
在一次次从南京到北京的往返中,她从一开始的大包小包带满了生活用品,到现在的轻装简从,柏翠云越来越驾轻就熟。
第一次来北京,是在2001年,姐姐的白血病被确诊了,唯一的生路是移植造血干细胞。柏翠云跟弟弟一起去医院做了配型。
确诊时正值6月,满头是汗的柏翠云觉得从头凉到脚。她“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才38岁的大姐,会得“白血病”,在此之前,姐妹俩对它所有的认识,都仅仅来自日本电视剧《血疑》。
“那是我姐姐,只要我能,我一定会救她啊。”柏翠云用理所当然的口气说着。
在一家国企工作的姐姐比她大两岁,生活上,比一直打工的她优越得多,而小弟比她们小了将近一轮儿,平时家里的事,都是姐姐大包大揽,柏翠云已经习惯了,什么事儿都有大姐在前头顶着。
可这一次,轮到她“撑起天”了。她几乎是头一次看到,一向坚强的姐姐露出脆弱的表情。
接到医院通知的时候,柏翠云松了口气,她跟姐姐的配型结果是“全相合”,匹配指数高达99.9%,那时候,她不知道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怎么回事,也不清楚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她11岁的儿子正准备小升初,多病的老公也在家休息,她每天送报纸养活全家。婆婆一听说“捐骨髓”这么可怕的字眼,当即表示反对。而她的父母,当时还蒙在鼓里。老公给她买了莲子和桂圆,准备给她“炖汤喝着补血”。
8月,柏翠云背着行李,独自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去给正在307医院住院的姐姐,捐献造血干细胞。
干细胞通过关节软骨析出到血液中,在移植的筹备期间,柏翠云觉得,自己的胳膊肘和膝盖关节处都“麻麻的”,像是“有虫子在钻”,她失眠,却“不敢告诉医生自己的感觉,更不敢让护士发现”,她不知道这些都是打针后的正常反应,只是害怕,医生知道了就不让她捐了。一个星期的刺激因子注射,终于让柏翠云血液中的造血干细胞数量达到了要求。
当时,南京、北京两地的专家都没有想到,这一捐,就是13年。
2009年的国庆节前夕,柏翠云得知,姐姐的白血病复发了。仅仅数日,曾经沉寂了8年的癌细胞,就从髓外侵入骨髓,这对已经移植过造血干细胞的姐姐来说,几乎是“被宣判了死刑”。
当时,柏翠云下岗多年,老公在2008年年初病逝了,唯一的儿子在部队服役。柏翠云不想独自面对空荡荡的房间,直接搬去了姐姐家里,一住就是两年。
柏翠云和姐姐重新回到了北京307医院,20多天,姐姐得了败血症,躺在重症病房中,一度垂危,妹妹坐在走廊里,哭得看不清眼前的东西。
那段时间,她经常会做噩梦,梦见姐姐没了,她会在漆黑的深夜中吓醒,赶紧下床看姐姐还有没有呼吸。
唯一的生路,同8年前一样,依然来自妹妹柏翠云的血液。
“我活着,就得一直折腾她。”姐姐盘着腿坐在日租房的小床上,低声说着,目光落在妹妹身上。妹妹手里正打着毛衣,眼睛专注地盯着手里的针线,仿佛没有听到姐姐的话,“对她,我有太多的负罪感。”
医院造血干细胞研究所副所长王丹红说,这个病人真的“太幸运了”,这些年,“妹妹就像一个提血库。”
每一次,当姐姐病情反复,柏翠云就会陪着姐姐赶赴北京,躺在血细胞分离器旁,等着医生提取出足够的免疫细胞,再在医院附近租下一个小房间,守着住院的姐姐。
“没有伤害,”她拿从医生那里听来的话安慰姐姐,“也不疼,你放心。”
尽管据307医院细胞与基因治疗中心实验师张婧的介绍,这种简称为“细胞免疫治疗”的治疗方法,采血量少,对人体也没有什么伤害,姐妹俩的父母,还是觉得很“心疼”二女儿,但老父亲仍旧一边抹着泪,一边对柏翠云说,“去救救你姐”。
实际上,并不需要父亲这句额外的叮嘱,柏翠云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不去救姐姐的可能性。
“那是我姐,我当然得救她。”柏翠云终于放下手里织到一半的毛衣,努力想了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我妹从来不说什么豪言壮语,”柏翠霞看着妹妹,眼睛里闪着泪花。“她直接去做。”
柏翠霞专程从医院请了假,来日租房看妹妹,她顺手把楼下小摊上买的西瓜交给了妹妹,而柏翠云一句多的话没有,默契地回身去切西瓜。靠墙的小茶几上只放了几件杂物就已经被堆满了,柏翠云把切好的西瓜码在菜板上,放在一张塑料凳上,这个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太小,腾挪不开,妹妹错身退到门边,挨着床边坐下,让姐姐先吃。
她还记得自己7岁的时候,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姐姐,踩在小板凳上,为全家准备晚饭的画面。
记忆中的画面现在翻转了过来,照顾人的成了自己。在307医院住院的白血病患者家属中,给一个病人长期做“提血库”的,“就我一个”。柏翠云低沉的声音中,隐隐有些自豪。
柏翠云的儿子也很为母亲自豪。在他小时候,对大姨的病情和母亲的捐献并不清楚,等他长大参军回来,才知道,母亲的血液,这些年来一直维系着大姨的生命。
柏翠云甚至已经记不清,这究竟是第十几次来北京了。姐姐向她保证,等这次做完,自己要“再坚持8年、18年不复发”。
“那就太好了。”姐妹俩一起笑着说。
姐姐柏翠霞的女儿预产期在9月,姐妹俩坐在一起,商量着回了南京以后,要怎么迎接即将出生的孩子。
一条乳白色的开裆毛线裤在妹妹手里渐渐成型,至今,柏翠云已经织好了两件上衣、两条裤子,其中一条开裆裤似乎有点大了,柏翠云把它拎起来比划了一下,皱着眉头想了想,就毅然拆了线,重新织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