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福庆教授是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他是中国西医学界泰斗，颜福庆教授潜心医学，行医七十载，办医院为的是治病救人；办医学院为的是培养治病救人的医生。二者相辅相成，融为一体。他倾其毕生精力，为我国医学教育事业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国医学现代化鞠躬尽瘁。他集爱国、进取、创新的精神于一身，正谊明道，名垂千古，当之而无愧。
颜福庆教授，字克卿，祖籍福建厦门，是我国着名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专家。1882年7月28日生于上海一基督教牧师之家，幼年丧父，母亲多病，少年时代便立志学医，悬壶济世。七岁时寄养于伯父颜永京（原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家，受其资助，先后就读于圣约翰中学和圣约翰书院医学院。1903年毕业，在上海同仁医院当医生。1904年去南非“兰德金矿”当矿医。1906年去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继续读书，190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去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攻读热带病学一个学期，获热带病学学位证书，年末回国。1910年受聘为长沙雅礼医院外科医生。1911年为防东北鼠疫蔓延，他在京汉铁路沿线指导开展防治工作。当年10月武昌起义，为救治伤员，长沙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他被推举为会长，并兼任红十字医院院长。1914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建立，颜福庆任校长，直至1927年（1925年改为湘雅医学院）。在此期间，1915年他被推举为中华医学会第一任会长；1916年曾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一年。1927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同年，创办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几经改名，1928年5月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他任院长。1932年该医学院首任院长。1937年8月13日，日寇大举侵犯上海，他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席，组织救护队抢救伤员，并向世人控拆日军暴行。1938年～1939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署署长。1940年因患溃疡，辞职赴美医治，年末回到香港。1942年他返回上海，担任国立上海医学院沪院教授。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国立上海医学院渝院从重庆迁回上海，他继续担任该院公共卫生学教授，直到解放。1949年任上海医学院（后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卧病不起，1970年11月29日病逝上海，享年八十八岁。
颜福庆教授热爱自己的祖国，在国外读书期间，受西方先进的科技和医学的启发，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发展医学，必须要有高水平的医学院。这促使他决心为改变中国医药落后面貌而奋斗终生。回国后，1914年在湖南长沙，他以博爱、献身的精神，创建一所以医学为主的地区教学机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以西方高水平的医学院的目标，针对国内医药卫生落后状况之需要，从管理体制、课程设置、延聘优秀师资、严格选拔学生等各方面着手，对内争取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之支持，对外密切保持与教会基金会、医学界之合作，经费来自海外募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艰难创业十一载，工作蒸蒸日上，为国家培育出大批优秀医学人才。1925年，他与美国医生何美博士合作，在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之基础上，创建了我国中南地区第一所学院，即湘雅医学院，与北京的协和医学院遥相呼应。
1927年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呼声，在医学教育界，特别是由外国医学专家管理，主持医、教、研的我国医学最高学府、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极为高涨。为保证协和的办学理念——纪律严明、学术高标准、为人群服务——不受冲击。董事会决定将学校逐步移交给中国人。颜福庆临危受命，接受学院副院长的委任，同时担任医学院教授会成员、执行委员会委员、管理委员会委员。把如此重要的职务交给中国人，在协和医学院的历史上是转折性的事件。
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对高等教育实行“大学区制”。江苏省率先试行，将原国立东南大学、河海工程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等九所公立学校合并，组建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下设九个学院，其中医学院、商学院设于上海。颜福庆被委任为医学院院长。大学几度改名，于1928年正式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也随之定名为中央大学医学院。
颜福庆教授身居医学界高位，但从不追名逐利。他胸怀远大抱负，立志国人独立自主，创建自己国家的医学事业。作为中央大学医学院首任院长，正是适得其所，他立即全身心投入，施展才干，完成抱负。他筹划建成一个包括高水平的医学院、齐全的临床教学医院、农村公共卫生实验社区三者合一的医学中心。医学院承接了前江苏医学专门学校的图书、仪器和标本，基本科设在吴淞镇前国立政法学院旧址。
颜福庆教授向湘雅昔日的同事、学生和协和、圣约翰等医务界结交的朋友发出了热情的邀请，由于颜福庆教授的到来，中央大学医学院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一批中国优秀人才担任师资。学生的来源则选拔素质好的各校医预科或插班生。基于科设解剖、病理、生物化学、生理、药理、细菌、寄生虫、卫生学八个学科。在他的领导下，热情高涨的教师们倾其所能教学，因陋就简、亲手制作标本、吹制实验用的玻璃器皿，甚至到野外新手捕捉实验用的动物；逐步添置仪器设备，为学生提供了高水平的医学基础学科的教学和实验。
临床教学则与中国红十字会协商，租用红十字会总医院作为医学院的第一所综合性教学医院。医院设有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产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肤花柳科、生殖及尿道、X光共十科。该院收归国有后，颜福庆亲任医院院长。他制订了“病人至上”的彻底人道主义的院训，建立专任医师制度和二十四小时住院医师制度，聘任享誉全国的德艺双馨、年富力强的医学专家，分任各科主任，致使学生得到严格、高质量的临床培养和训练。
兴办高质量医学院，师资、设备、基地一样不可缺少。当时作为教学医院的红十字总院规模过小，满足不了临床教学需要。他决定为医学院筹办一所设备齐全、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医院。为达目的，他还开始了艰难的征集土地、筹募基金工作。
由于颜福庆教授广延名师，增添设备，积极加强教学医院建设，医学院学风严谨，钻研创新，成绩卓着，师生热情高涨，校誉日隆。在短短的几年中，培养出一批得到国内外公认的高水平医学人才，使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与北方的协和、中南的湘雅鼎足而三，成为堪与欧美一流医学院媲美之医学院。
1932年7月，国民政府批准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脱离中央大学，独立建校，更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此后七十余年，校名几经更新，颜福庆教授所倡导之办学思想和校风仍得以绵延，并得到发扬光大。
颜福庆教授的医学教育理念可归结如下：
爱国自信，立足国人，洋为中用。
以“为人群服务”为办学宗旨。他请蔡元培先生所写的校歌中写道：“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痛苦。”其办学原则是：不贪污、不开业、不徇私，以“正谊明道”为校训（取汉朝董仲舒之“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意）。
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受其感召，不少国内医学界精英，如药理学专家朱恒璧、内科专家乐文照、医院管理专家赵运文、热带病学专家应元岳、公共卫生专家张维、病毒学专家汤非凡等均先后在学院任教，培养出林兆耆、张孝骞、高镜朗、苏德隆、徐丰彦、杨国亮等领军人物，其他学有所成者不胜枚举。
颜福庆教授把医学为人群服务落在实处，救人民之所急，他身先士卒。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事关人民群众的公共卫生学的重视，极力发展预防医学。在医学院校设卫生科，亲自讲授公共卫生学，他的卫生学教学宗旨是：医学应绝对社会化、科学化、经济化；要使医学生有明确的社会观念与强烈的民族意识；把增进民众的健康，预防疾病、普通治疗与卫生教育并重；要求医学生具有到农村的实践精神。他与上海市政府卫生局达成合作协议，于1929年在吴淞建立在吴淞卫生模范区。调动得力的教师参与，实行医教研三结合，将卫生工作深入到居民、工厂、中小学校，进行人口各项数据的收集、疾病和环境卫生调查、改善公厕、接种牛痘、为小学生进行体检、培训基层卫生人员以及各项卫生宣传工作。每个医学生必须像对临床各科一样，到卫生实验区轮转实习。经过几年的努力，模范区的卫生状况大大改善，成为国内各地的样板。
他认为只有改善工农和广大居民的卫生状况，国家才能富强。早在1904年，他即远赴南非，当矿工医生，当矿工治病；1910年回国，即在长沙雅礼医院任外科医生，曾为杨开慧烈士看过病，免除其医疗费。1950年毛主席宴请颜福庆教授时曾提及多年前的往事。还在湘雅医学院任职时，他曾多次到萍乡煤矿，深入一百五十米下的煤矿竖井，了解矿工井下之恶劣环境、疾病的易感染情况，又到地面调查矿工的生活环境，包括供水系统、厕所、浴室等，追踪疾病的感染源，提出改善措施。他写的《江西安源萍乡煤矿钩虫病感染报告》和《江西安源萍乡煤矿钩虫病感染的控制》两篇论文发表后，引起国内外业界的广泛关注，成为中国工业卫生史上开拓性的杰作。
当北伐战争中一万余名伤兵齐聚武汉急需救护时，他响应宋庆龄等人的呼吁，率领一支由四十四位中外医生混合组成之红十字会医疗队，从上海直奔武汉、郴州、九江抢救伤员；组织基地医院，预防霍乱、伤寒等传染病的流行；开展卫生宣传。榜样的力量胜于说教，在他的影响下，医学院的师生多次组织救灾医疗队，赶赴洪水泛滥的湖北、安徽等灾区，遏制伤寒、痢疾、霍乱的流行，救治生病的灾民；到血吸虫病猖獗的地区，进行防治工作。他们学以致用，履行了医生的天职。
颜福庆教授潜心医学，行医七十载，办医院为的是治病救人；办医学院为的是培养治病救人的医生。二者相辅相成，融为一体。他倾其毕生精力，为我国医学教育事业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国医学现代化鞠躬尽瘁。他集爱国、进取、创新的精神于一身，正谊明道，名垂千古，当之而无愧。（中国医学家）
（作者：李金钟（特邀）颜志渊。颜志渊为徐汇区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医学院副教授，系颜福庆先生长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