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新增院士名单中，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的名字赫然在列。对于这份殊荣，朴实谦逊的葛均波淡然表示：“最终当选有点侥幸。到了最后一轮，所有候选人的水平都很高，没当选的也不代表水平差。”
从1984年毕业于青岛医学院，到成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再到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科院院士、亚太介入心脏病学会主席，出生于山东五莲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葛均波通过努力成就了光彩人生。他的好友，全国政协委员、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主任张澍对记者说，葛均波是一个敢于挑战自己的医学专家，一个用心救“心”的好医生，他配得上院士的称号。
葛均波，国际着名心血管病学专家。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现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心导管室主任，复旦大学干细胞组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会主任委员，国家教委重点学科和上海市领先专业的学科带头人，上海市医学领军人才。 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1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勇攀高峰
不断攻克心血管疾病治疗新技术
在2012年举行的上海第六届东方心脏病会议手术演播现场，葛均波在国内率先完成经导管二尖瓣修复术，受到国内外专家高度评价。该项手术应用心脏导管技术，无需开胸，创口极小，为中重度二尖瓣反流患者带来了福音。
这不是葛均波的首个“第一”。从业近30年来，他一直在勇攀高峰。
1990年，正在德国美因兹大学深造的葛均波，发现每一位心肌桥患者血管内超声图像上都存在相似的“半月现象”，这个发现大大提高了心肌桥的诊断率，从此成了公认的心肌桥诊断标准。
归国之后，葛均波继续创造着多个“第一”。有一位80多岁的心脏病患者慕名前来。他经常感到胸闷、胸痛，走几步路就喘不过气来，经检查发现他的心肌血管已经99％堵塞。葛均波决定为老人实施“高频旋磨术”：他在纤细的导丝上安放了一个极其微小的金刚石钻头，在超声波的引导下，小心翼翼地将患者堵塞的血管打通，然后再用球囊扩张血管并安装支架。患者的血管很快恢复了畅通。
这是国内首例冠状动脉“高频旋磨术”，手术难度很大，不仅要求医生技术纯熟，更重要的是要胆大心细，无丝毫差错。
随后葛均波又成功地进行了国内首例“带膜支架植入术”治疗斑块破裂、上海市第一例切割球囊治疗冠心病术、上海市第一例冠状动脉腔内照射治疗术等。国内外的同行们纷纷赞叹他有“一双巧手”并始终站在心血管领域的最前沿。
用“心”付出
做一个患者信赖的好医生
20多年前，葛均波在内科轮转，遇到一个心肌梗死患者，血压很低。由于对心肌梗死的不同情况认识不足，就给患者打了一针，结果患者的血压一下子就没了，最终没有抢救过来。“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磨炼自己，做一名好医生，让患者平安走出医院。”
20多年来，葛均波的技术日益精进，挽救了数以千计的患者。“这只说明你会看病、能看好病，但绝不是一个好医生的全部。”葛均波说，我们的老前辈张孝骞、裘法祖、吴孟超等并没有发表多少文章，但是没人否认他们是好医生，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有爱心和强烈的责任感，对生命充满了敬畏。
2010年“六一”前夕，葛均波接诊了一个患先天性心脏病的10岁男孩。他3年前做过修复手术。后来又出现了胸闷、胸痛症状，经常晕厥。造影检查发现是左冠状动脉主干堵塞导致的左心心肌缺血，心脏射血分数只有28％，同时伴有肝大腹水，随时有生命危险。葛均波决定为他行微创介入手术。“六一”就要到了，电视台要给孩子们做一期节目，就对手术进行了现场拍摄。这种手术早已驾轻就熟，可葛均波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原来这个孩子由于身体发育缓慢，心脏血管很细，所有导管都不适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孩子从局麻状态下苏醒了，因胸闷开始哭闹起来。为了防止孩子乱动导致血管内膜破损，葛均波安排麻醉师给他打了一针镇静剂。
意外发生了。孩子突然没有了心跳、呼吸，怎么也救不过来。“主任，赶紧停止拍摄吧，万一出现意外怎么办？”助手们强烈建议。可葛均波不仅坚持拍摄，还强调一定要播出去，“这才是真实的医学，我们要让百姓了解医生究竟在做什么。”
两个多小时以后，孩子终于恢复了心跳。可手术确实失败了。葛均波沉重地对孩子的父母解释说:“我们尝试了七八根导管，可都不合适。”“难道孩子的罪就白受了？”家长含泪说出的一句话反复敲打着葛均波的心。葛均波没有放弃，他立即给日本的同行打电话，得知日本有适合儿童川崎病的特制导管，并同意免费赠送。有了导管，这个孩子的二次手术很成功。当时，葛均波和孩子的家长一样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加强沟通
实现患者的利益最大化
葛均波反对医生不详细询问患者病史，上来就开一大堆化验单、检查单。他说，一个好医生不仅要会看病、有责任心，还要设法为患者省钱。“心血管疾病很多都是要命的疾病，对患者的头、颈、心、肺、腹都应问到，再根据情况开必要的检查单。这种沟通既能详细了解患者病情，还能深切体会患者的病痛，拉近与患者心灵的距离，同时减少不必要的检查，节省费用。”
谈到我国心脏介入治疗是否存在支架滥用问题，葛均波说，从总体来看，随着我国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支架用量还会快速上升。具体到某一个患者是否应该植入支架、植入多少，一定要根据具体病情实现患者利益的最大化。
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找到葛均波请他给自己装支架。葛均波看了她的检查结果后说:“您的病情属于稳定性心脏病变，只要不太劳累，情绪不出现太大波动，就没问题，所以不用装支架。况且，您这么大岁数，装了支架后还要长期服用抗血小板的药物，会增加出血风险。”
起初患者本人及其家属并不同意，葛均波最后说，“对我来说，给您装一个支架很容易，可如果您是我的母亲，我一定不会给您装支架。”几句肺腑之言最终感动了病人和家属，并使他们放弃了安装支架的想法。
“可是如果患者需要，就是排除万难也要帮他们解决。”葛均波曾接诊一位农民工患者。他病情严重，好几支心脏血管都堵塞了，需要放四个支架。家属东拼西凑，可钱仍差很多。“就这样放弃治疗吗？他还这么年轻，他倒下了，他的家人怎么办？”葛均波通过联系相关基金会，获得了一家跨国医疗器械企业免费提供的支架。这位农民工兄弟得救了。
葛均波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医生既要做生命的工程师，也要做患者心灵的按摩师。”从医30多年来，他用“心”践行着这句话。他从来没有和患者红过脸，接受过他治疗的很多患者都成了他的朋友。为此，他感到欣慰。他希望年轻医生们都能戒骄戒躁，用“心”做医生，为“心”而欣慰。（中国医学家 李学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