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审批一证两发 安全证书被指编号混乱

转基因产品再次挑动了国人敏感的神经。

2月3日，农业部在官网挂出《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审批情况》(下称“进口清单”)，公布自2004年以来中国进口的79批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证书，以及自2007年以来生产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

然而，对比两类生物安全证书清单，出现了8个进口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与发给国内生产用的8个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编号完全相同的情况。而据记者了解，很可能还有其他形式的转基因生物情况并未给予公众充分的知情权。

“积极研究，谨慎应用”是我国一直以来对转基因技术采取的政策。然而上述迹象显示，当前我国对转基因生物的管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

编号重复的证书

在农业部于官网公开进口清单后不久，即有名为杨芳洲的网友在博客中称目前为止公布的所有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中出现了至少8个进口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与发给国内的8个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编号完全相同的情况，“如同2辆车共用一个牌照的情况至少有八起，16辆车用8个牌照。”

记者比对后发现，《2008年第三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下称2008清单)和《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下称2009清单)两个生产用安全证书清单中，共有8项的编号与进口清单中的进口用安全证书编号相同，分别是农基安证字(2008)第081—085号，和农基安证字(2009)第072—074号。

同样的编号证书被发给了完全不同的转基因项目。比如在2008清单中，农基安证字(2008)第081号安全证书发给华南农业大学的毕赤酵母表达的猪a-干扰素(有效期2009年2月24日~2014年2月24日);而在进口清单中，该证书发给孟山都公司的抗虫棉531(有效期2008年8月28日~2013年8月28日)。其余7份证书亦是如此。

记者就安全证书编号问题采访了四位现任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专家，咨询是否国内生产使用的安全证书和进口使用的安全证书分别编号，其中两位专家拒绝就此事发表意见，一位表示不了解。现任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则认为,“每个安全证书都应该有一个唯一的编号”，但称自己亦不十分了解此事。“应该去找农业部的转基因安全管理办公室。”记者就此事向农业部发去采访函件，但截至发稿之前未得到农业部的答复。

这并不是农业部第一次公布转基因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之前，农业部在中国生物安全网(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主办)上发布了自2007年至2010年的国内生产用安全证书批准清单和截至2010年底的进口安全证书清单，以及在实行安全证书制度之前至2006年的批准情况。但是农业部官网目前尚未公布后者。

通过比对农业部历年来公开的安全证书清单，记者发现，在《2007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农基安证字(2007)第256-258号缺失，但在进口清单中第37到第40条目的证书编号刚好为农基安证字(2007)第256-258号;2010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连续缺少三份编号证书，而它们的编号则同样出现在进口清单中;2009年和2011年的国内生产用安全证书清单和进口清单也有同样的契合。

因此“进口用作加工原料”和“生产应用”转基因安全证书应属统一编号系统，否则，则说明农业部还有其他安全证书没有公布。

不仅是编号混乱，去年底发生的消费者质疑益海嘉里涉嫌非法进口转基因大豆事件，益海嘉里宣称获得了农业部发放的“农基安进字(2011)第4938号”和“农基安进字(2011)第4939号”安全证书(有效期从2011年12月2日至2012年6月2日)，但在农业部此次公布的进口清单中，并无此两份编号的证书。究竟是哪一方有所隐瞒，记者就此事向农业部求证，截至记者发稿之前也未得到农业部的答复。

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认为，农业部在管理上至少是“存在一定的混乱。”而受访的委员们也一直表示我国对转基因的管理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神秘的监管机构

“目前来看，在转基因生物审批上，中国的监管是相当严格的，并且在现阶段，农业部没有可能简化手续和流程。”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表示。罗是第一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专家成员。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对转基因技术申报、管理、转基因生物进口等一切相关事务的主管机构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设在农业部科教司。这个办公室是根据2002年3月20日生效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成立的，据中国生物安全网2003年发布的信息，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副主任由科教司的司长、副司长、处长兼任。

而实际承担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重大职责的是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根据2001年发布的转基因管理文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设立的。每一项转基因技术要想实现推广，都必须经过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领取安全证书五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由安委会实行报告制管理，后三个阶段则必须报安委会审批，只有安委会一致通过，才能报农业部批复。

该委员会一届专家的任期是三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这些专家都是来自各个领域的技术工作者，比如环保，检验检疫，卫生等等。”罗云波介绍。“每次都是由农业部出面会商有关部门，请他们推荐专家，如找卫生部推荐食品安全专家，各个部门大学院校都会收到要求推荐的函件，然后主管部门讨论协商出最后的名单。”黄大昉说。

据绿色和平组织统计，第一届安委会58名成员中，生物技术专家占61%。第二届安委会成员增加到74人，根据公开报道，其中卫生与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8名，占10.8%;宏观政策、经济贸易与科技管理领域专家5名，占6.8%;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疫、检测、标准化方面专家8名，占10.8%，生物技术方面的专家只有10名，占13.5%。

而2009年底换届的第三届安委会共有60名成员，根据网络上搜索到的农业部办公厅答复公民魏汝久的公开信息，生物技术方面的专家占将近60%。

黄大昉表示，60名委员通常分成分子检测、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三个组，每个组都要对提交的材料进行讨论和提出意见。但是，三个组的成员并不固定，因为委员都是兼职，有时可能本身工作太多而无法参加安委会的讨论，那么就会“临时将别的组成员调去人员缺少的组别，当然要考虑该专家的专业背景。”

“现在转基因管理方面透明度确实不够。农业部应该做的再透明一些。”黄大昉表示。

积极发展的管理难题

对转基因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尽管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在两会期间批评农业部在转基因生物技术方面态度“吞吞吐吐”，但是从“863”计划、“973”计划、国家历年的一号文件和财政对转基因技术研究的支持来看，我国对转基因研究一直持支持态度。

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863”计划中涉及转基因的项目超过10项，“973”计划中至少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立项的涉及转基因的项目有将近200项。

2008年启动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据公开报道，该专项投入资金约200亿元。随后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了要培育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和促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而为了协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还设立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由农业部、发改委、科技部、商务部、卫生部、质检总局和环保总局的一把手和二把手组成，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中国生物安全网称，该会议负责“审定主要转基因作物准许商品化生产和进出口政策”。

“我们可以看出相关单位对转基因的态度很明确。发展转基因是国家战略。”罗云波介绍。日前，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再次重申国家在转基因问题上的方针：“加快研究、推进应用、规范管理、科学发展”。而从目前农业部发放的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的情况来看，全国农业科研院所、高校都已参与到转基因育种研究中。

消费者担心的是食品安全，一些环境专业人士担心转基因生物的扩散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而生物技术专家们担心的是，如果不赶快占领转基因研究的制高点，当专利都被其他国家占有后，“我们会很被动，只能是买他们的专利。”

第三届安委会成员、中国农科院油料所研究员卢长明介绍，现在国际上已经进入了“后转基因时代”，很多物种的基因组测序已经基本完成。“例如水稻有3万多个基因，其中有用的很少，发现一个申请一个专利，抢走一个算一个。如果我们再不加快这方面的研究，就会在未来的科技竞争和经济发展中陷于被动。”

“从科学家的角度来分析，推进产业化、把比较成熟的已经证明可以和国际抗衡的产品推进产业化，可以带动科学研究。我们应该把科研、安全评价、科普做扎实。”黄大昉表示。

相比于在研究上的积极推进，在应用政策上，我国一直非常谨慎。到现在为止，国内允许商业化种植的只有抗虫棉和番木瓜。日前，中央农村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即使科学家能够证明有些转基因产品没有危害，但是毕竟是让老百姓消费的，因此一定要让老百姓有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对转基因农产品的商业化，必须非常慎重。

此前，绿色和平组织分别于2005年和2010年发现中国有转基因水稻种子流出实验室、流入市场并且大面积种植。随后农业部采取了严厉的手段应对。“现在我们仍然能够抽样发现转基因大米制品，”方立峰表示，管理上仍有许多漏洞需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