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难以演绎真正的完美，其背后的付出常常被人忽视。他的人生，似乎是一道上升的螺旋。从出国到归国，他遵从于内心的召唤;从普通医生到著名学者，他不断向自己发起挑战。他，43岁便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当年中国医学界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他，在鼻咽癌研究领域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成为破解遗传密码的第一人。他，关注着医疗体制改革的进程，并牵头制订医改方案，酝酿出10个医改方案中惟一来自医疗界的方案。他就是曾益新，医院管理的实践者，著名肿瘤学专家，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
曾益新，中科院院士、肿瘤学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62年出生于湖南，1990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92年~1997年在日本、美国留学期间，在抑癌基因p21的调控机制和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L的作用机理方面获得国际原创性发现。曾任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
1997年至今，先后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863及973等国家级和省市科研基金的支持，在抗癌药物研究及鼻咽癌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尤其是鼻咽癌易感基因的成功定位，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同，其“鼻咽癌分子遗传学研究”获得2002年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03年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04年中华医学会科技奖一等奖。这一成果被评为2002年中国医药卫生十大科技新闻和2002年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大学时代，曾益新曾是文学社的活跃分子。但他渐渐意识到，文学是思想的一种载体，没有生活的体会和积累，不可能产生深邃的思想。他开始把注意力转到自己的专业上来，并从此爱上了医学。“文学是一种创作，可以虚构，需要更多的想象力;而科学要求思维严谨，每一个观点都要有根有据。这是两种不同的气质。”曾益新坦承，现在这两种气质已经不会在他的脑子里打架了，而且，他已经被科学的气质主宰了。
“一个有思想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巴尔扎克的这句话，似乎在曾益新身上得到了印证。他善于思考，在与记者的对话中，不断可以捕捉智慧的火花。在缜密的思考中，不断寻找可能的突破。思考，也许是收获正确答案的惟一途径。
精神层面上的回归，让我着迷
2008年12月24日，人民大会堂。
在纪念改革开放暨扩大派遣留学生工作30周年座谈会上，作为留学归国人员的杰出代表，曾益新盛装出席。这个座谈会，对曾益新有着特别的意义。在他看来，人生轨迹就因这“出”和“归”而改变了既有的平稳。
1990年，曾益新获得中山医科大学(现中山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在那个出国潮涌动的年代，他顺理成章地跨出了国门：“那时候，一个普通的肝炎肝硬化患者，都会让很多医院束手无策。特别当看到一些晚期癌症病人痛苦地离去，我感到很难过。”于是他抱着一个理想出国深造了。1992年至1997年，他先后来到东京都老人综合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医科学研究所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并将目标锁定在信号传导及肿瘤抑制基因调控机理的研究上。
“科学研究就是一场寂寞而艰苦的长跑。”曾益新谈起他的留学体验时说。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有这样一个细节让曾益新印象深刻。实验楼的走廊上贴着一个告示，告示说：“请全体研究人员晚上7时必须下班。”曾益新很纳闷，为什么下班时间还要如此明确地贴出来呢?后来他才明白，这是上级出于对工作人员身体健康状况的考虑，发布的强制下班指令。
留学的烙印一直留在他的身上。比如，我会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对下属和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以至于有时候他们会感到紧张。”曾益新说，正是留学经历丰富了他的视野：在日本体会到了什么是勤奋和认真，在美国则感受到了真正的自主和创新。“在国外，我学到的不仅是书本上的医学知识，还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求实的科学态度。”
1997年，当时的中山医科大学逆时而动，向海外学子抛出了橄榄枝，一举召回10多名留学人员。曾益新就是其中之一。12年前的中国，医疗科研条件都相对较差。曾益新的选择颇令人“不解”，甚至连日本学校的导师都专门发邮件给他，认为此时的他回国“是一种浪费”。但是，曾益新坚持自己的理想，他认为“学了东西就是要报效祖国的”。
就像许多老一辈留学人员一样，先回国安定下来，再融合进去，接着发挥优势。曾益新说，走过这“三部曲”之后，事实证明回国发展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尽管回来后，他确确实实经历了一段艰难的“适应期”，但很快他就赶上了“好机遇”：国家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各项措施得到了落实。回国这些年，他最有成就感的地方就是
“能亲身经历并参与国家这些年快速发展进步的过程”。
“在自己的国家，每一个勤奋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找到了精神、文化上的认同感，这个层面上的‘回归’让我着迷。”
没有内涵的医院，不是成功的医院
35岁那年，回国不久的曾益新，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肿瘤医院——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院长。
从科研工作者到医院管理者的身份改变，让他感觉到肩上的担子一下重了许多，很多现实的问题：医院怎么定位，如何发展?那时的他，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位肿瘤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曾益新来医院后，“晚上几乎办公室都亮着灯，有时一亮就到下半夜”。
上任前几年，曾益新首先面对的就是基础建设差，当时曾益新兼任中山大学肿瘤研究所所长。他走马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全所同事一起整理实验室。“那时我们的实验楼就是现在的护士临时宿舍，像小作坊一样，破旧得不行，窗户也是密闭的。而且有很多20世纪六七十年代遗留下来的过期试剂，瓶瓶罐罐堆得到处都是。”
一位医院医生告诉我：“医院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以前看病，因为诊室小，没空调甚至没有窗户，一到夏天就是一身汗，病房里的病人住着也遭罪。现在呢，医院有了中国条件最好的医疗科研大楼。”
“发展才是硬道理”。曾益新说。这几年来，在他的带领下，这所南方的肿瘤专科医院已发展成为我国最著名的肿瘤医院之一，并经历了一个让人眩目的跨越式历程。硬件的改善是最直观的。2002年，医院完成高23层、建筑面积8.9万平方米的医疗科研大楼建设，实现了智能化管理，启用了全自动制供氧系统，并建成我国第一条轨道式医用物流传输系统，让肿瘤医院彻底告别了过去的面貌。还有一些“软”数据和资料可以佐证这种发展：医疗床位从517张增加到1051张，每年住院病人数量从8000多增加到2.8万多人次，业务收入也保持快速增长，2007年是1997年的4.5倍。
“医院的发展，离不开脚踏实地的进取。”曾益新认为，每一所医院都应该有自己的定位，对中山大学肿瘤医院这样一所教学科研型医院来说，内涵是关键，在担任肿瘤医院院长10年多的时间里，曾益新的每一项管理举措无不贯彻着这样的理念。
什么是医院的内涵?曾益新认为，这涉及医院建设发展的各个领域、层面和环节。
从抓基础设施的改善，到这几年开始抓管理工程的建设，比如定编定岗、全成本核算、量化绩效考核等等，医院逐渐从“外”到“内”都变了个样。
“首先是定编定岗，以前是 ‘拍脑袋式’的决策模式，现在实行‘按需下单’，有多少需求要多少人，保证每个人都能发挥能量。”曾益新说。医院毫不掩饰对高端人才的渴望，这些年来，医院从国外招聘到15位学有所成的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填补了医院神经肿瘤、血液肿瘤和泌尿肿瘤3个学科空白。
“要做一个有国际视野的医院，眼睛就要向外看。”这些年来，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加强国际合作，2003年与全美实力排名第一的安德森癌症中心结为姊妹医院，还与瑞典、日本、法国、英国等世界先进的癌症防治机构建立了密切联系。在人才培养上，医院制定了“培养为主、引进为辅”的人才培养政策，每年选送10名左右的中青年骨干到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以及其他国际著名肿瘤防治机构学习。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在问起医院发展的“秘诀”时，曾益新指出：“现代化管理的一个标志就是改人治为制度化管理。医院，首先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才能保障医院的管理到位。”
在肿瘤医院一楼的门诊大厅，醒目的挂着众多肖像，这些都是对医院有着突出贡献的专家、院长。这一温暖的姿态，是在提醒所有的医务人员，医院的发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发展起来的。
公立医院应该更有作为
当第10套医改方案翩然登场，这是医改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整个医疗行业陷入迷途时，最该有所建言的医疗业内人士第一次发出了声音。而牵头制定方案的人就是曾益新。
提起这套方案的策划，曾益新回忆道：“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的最高咨询机构，在医改方面应该有所作为。而中国科学院内医学方面的院士不是很多，有医院管理经验的更少。刚好我有实践经验，大家就让我来做这个工作。”
这套方案特色鲜明，没有过多纠缠于市场、政府，供方、需方这些概念，显得更加务实。因为看到患者看病贵，所以提议健全医保体系;因为看到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所以提议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水平，分流患者;因为看到医疗人才发展不畅，所以建议理顺医疗高等教育，统一学制，大力吸引经过正规训练的医师到基层医疗机构工作。
事实上，这套方案的出台，背后有着身兼医院管理者、科研工作者等多重身份的曾益新的努力，这几年来，他一直在不断思考医院在医改体制中，能够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而这两个问题一直是他推动医院改革的原动力。
做了10多年的管理者，曾益新对公立医院充满了信心。他说：“总体来讲，我认为中国的公立医院还是经营得比较好的一块国有资产。假设把我们这些大医院都算作国有企业，跟其它国有企业横向比较的话，我觉得医院的要更到位一些。”因为有这个信心，曾益新认为，公立医院在医改中，应该更有所作为，更能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这几年来，曾益新开始极力推动院内民主制度，让更多的普通医生参与到医院的管理与发展中来，实行了职代会制度，办起了网上民主论坛，激发了院内职工的“主人翁”热情。
身上肩负着太多期盼的曾益新，还有很多梦想，比如职代会制度一年了，是否可以总结一些经验，怎么样更好的去完善这个制度呢，这些，还需要一步一步往前走。
搞科研，没有竞争就是一潭死水
“搞科研，没有竞争就是一潭死水。”曾益新说。刚到肿瘤研究所时，尽管国家已经开始提倡在科研中引入竞争机制，但当时科室设置还是没有变化，计划经济的味道很浓。实验室资源依然按照科室分配，空间、资产和人员都是固定的。无论有没有研究课题，每个科室占有的资源，甚至人员收入都是一样多。“这样就造成了科研任务与资源、人才的不匹配。有课题的科室抱怨硬件不好，收入不多;没课题的科室却存在资源使用不足，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活力等问题。
为了跟国家引入竞争机制的宏观政策相协调，曾益新考虑到了创新科研体制，试图将自己在国外看到学到的先进科学知识和好的管理方法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中，开始在医院推动在国外普遍实行的“课题负责人制”。
整合所内资源，按照学科带头人申请到的课题规模进行重新分配，实行双向选择。经过多次解释和探讨，“课题负责人制”开始实行。这一措施打破了科研体制长久以来“大锅饭”的坚冰，不过，牵涉各方利益的政策调整也带来了重重阻力。刚开始，有近2/3的科研人员对新政策不理解，但一推行起来，他们就发现新政策对积极进取的人有益，为埋头钻研的人提供了更优质的平台。这样，“新政策很快就激发了科研热情”。
“课题负责人制”的初衷，是让研究所的每一位学科骨干都成为“科研+临床”的两面手，曾益新说，为了达到这一效果，医院在政策的引导上煞费苦心。无论是职称晋升、薪酬分配，还是干部选拔，都坚持两项标准并存，就是在考察临床能力的同时，还要兼顾科研能力。这样明确的信号，促使每一位医务人员开始合理分配临床与科研的时间，内外兼修。
在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各课题组每周都要开一个例会。例会上，每一位研究人员都要认真准备发言，报告自己的课题思路。这种例会有点像“头脑风暴”，作为当年曾益新引进的科研讨论制度，一直持续到今天，并发展成为实验室的一个特色。只要身在医院，曾益新就一定参加自己课题组的例会。曾益新告诉他的学生们，真实是科研的生命，创新是科研的灵魂。
在全国肿瘤学界，“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一块“金字招牌”，这个实验室倾注着曾益新的全部心血：1999年，他着手组建广东省鼻咽癌诊治研究重点实验室。2001年，他又组建了教育部肿瘤基因组学与抗癌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2004年，经科技部批准，曾益新成功组建了“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是广东省第一个医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
曾益新自信地说：“与国内其他顶级的肿瘤专科医院相比，我们的特点是基础与临床结合得比较好。我们有自己的实验室，有复合型的人才，这正是目前医学的发展趋势。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要打造面向临床的科研体制。”
我所做的一切研究，目的只有一个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益新的名字是与鼻咽癌联系在一起的。从1998年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到2005年中科院新增选的年轻院士，从中山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到《癌症》杂志主编，丰富的信息最终将曾益新的成就归结到一个词上———鼻咽癌。
“我所做的一切研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探索为什么广东人容易得鼻咽癌。用学术一点的话说，就是想把鼻咽癌的发病机制搞清楚。”曾益新说。
鼻咽癌又被称为“广东癌”，是世界上惟一被冠以地名的恶性肿瘤，全球有80%的病例发生在中国。然而鼻咽癌的发病远不仅是在广东省，附近的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也有病例，每年新发病例1.5万人以上。
“小时候的一幕，邻居大婶得了鼻咽癌，恶性肿瘤很快就扩散到了淋巴腺。大婶去世的时候，样子很惨很可怜。”这段经历或许是对曾益新选择鼻咽癌作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一个小小的注解。
整合病理资源、搜集相关数据、采集临床标本、建立研究路径……曾益新带领的课题组从无到有，厚积薄发：成功收集了132个鼻咽癌高发家系，保存了1300多株转化细胞株，建立了国际上最大的鼻咽癌高发家系样品库，还构建了鼻咽癌组织和非癌鼻咽组织的DNA库，并克隆到了一些与鼻咽癌发病相关的候选基因。
实际上，鼻咽癌的发病非常复杂，包括遗传、环境、EB病毒感染等因素，这种复杂性使之成为癌症研究很好的模型。曾益新清晰的明白，对鼻咽癌发病机理的阐明，将是对癌症防治工作的一大贡献。
2002年，曾益新和课题组对鼻咽癌患者的血样进行全基因组扫描、定位和遗传连锁分析后，将鼻咽癌易感基因锁定在人类4号染色体短臂4p15.1-q12的区域上，这个区域大约有1000万个碱基对。这一发现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自然遗传学》上。
此后，曾益新的团队又在定位区内找到了一个在高发家系病例中发生突变的基因，这一被称为“八年抗战”的研究成果，发表在2006年1月美国出版的肿瘤领域权威刊物《癌症研究》上。鼻咽癌易感基因的发现，确定了鼻咽癌的发病具有很强的遗传背景，并且是在EB病毒感染等后天因素的影响下发生。“易感基因肯定不只一个，要真正阐明其遗传易感机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曾益新很有信心。
曾益新介绍说，“鼻咽癌分子遗传学科研”的最终目的在于，能够研制出可用于预测鼻咽癌发病风险的基因芯片，使每一个人都可以预测到自己一生中发生鼻咽癌的风险有多大，然后积极防范。要达到这个目的，还有一段路要走。
曾益新说：“当你设定一个科学目标后，你越深入研究，就会发现需要解决的问题越多。这也许就是科学的魅力吧。”
有思想，才能真正有力量。
谦逊、稳重，有着坚定的信念，善于思考，是曾益新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约访曾益新院士，差不多开始于2年前。当时，曾益新在医院内推动“院内民主改革”，试图打破医院内部监管的“坚冰”：赋予职工代表大会的“新角色”，让职工代表“问政”，对医院重要事项拥有质询、调查、否决和提案权，对院及科室领导有不信任及处分建议权。
当时，我对这一制度会否流于形式，表达了我的疑问。曾益新很爽快，说：“眼见为实。你到我们医院来看看吧。”
改革，但不越位，曾益新说：“我没有想过要超越现有体制，而是在传统的框架下，做些突破，比如让沿袭已久的职工代表制度，改变了‘花瓶’的被动角色。” 在肿瘤医院，记者见证了他这些年来，在医院管理体制上的思考，以及这些年来推动医院发展的改革实践。
曾益新的身上，兼有医学与文学两种不同的气质。年少时的他，生活在偏僻的湘西小县城，青山秀水很容易熏染出文人的气质。
“那时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科学的春天’。有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曾益新回忆，高一分班，因为他成绩一向优秀，老师把他分到了理科重点班。他曾经试图去文科班上课，但终究没有成功。相比之下，高考没有如今这么多的硝烟气味，连填志愿都是父母“包办”。就这样，他顺利地被衡阳医学院录取了。而选择医学的全部理由，竟是“解放前，父亲曾开过一间药店。在他看来，医生的地位高、受尊重，任何时代都用得着”。
(文：田树，《中国医学家》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