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杖责医生，不如自责反省

最近几天，“医生药品提成事件”在媒体引起强烈反响，不少人义愤填鹰，大有要将医生拉出来枪毙的架势。然而，这种气势汹汹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要看清事件的本质，必须首先弄清以下几个“判断”：：

其一、判断该案例是个例还是共案?据说，记者暗访的6家大医院，家家都存在问题。那么，我就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药价加成绝不是这6家医院医生的事情，应该是全国性问题，是共性案例。如果是共案，大家应该要打谁的屁股?谁最该自责?

其二、判断医生加成药品与医院用药主体的比例关系。这些年来，反反复复地改革，平价药的大名单越来越长，按理讲，非平价可由医生加成的药占比已经越来越低。如果这个事实成立，那么，即使曝光的违规事件成立，也要向公众澄清事实，以免公众将医院局部问题误读成整个医疗过程都存在的严重问题。如果这个事实不成立，说明政府靠搞“平价清单”解决不了药价虚高问题。

其三、判断“杀鸡骇猴”的实际效果到底能有多大。在公众看来，被曝光的医院和医生必须得到严肃处理，以解群众怨气。然而，如果药品加成是全国性问题，你杀鸡又有何用?当事医生无非当个替罪羊。

其四、判断“双轨制”后续畸变。目前来看，中国仍然是以公立医院为主，但这并不表明私立医院在未来不会挑战公立医院，按照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的设计，市场化进程将会越来越快，私立或混合制医院将会是未来的大潮流。政府，你管得了公医药价，管得了私立医院么?政策现在已经允许公立医院的医生合法兼职或者混合就职，“公医私用”会不会成为未来新热点?“公家培养名医，私家使用名医”的可能性会不会很大?“私人医生制度”的推出实际上是在学欧美体制，“双轨制国家”效法“纯市场化国家”，谁最倒霉?

其五、判断药品加成医生与整个医疗系统的关系。即使承认每家医院都存在药品加成的事实，但我们还必须要搞清，每个医院中拥有这种能力的医生占比多大?他们能够代表整个医疗系统的成败得失吗?服务于人民的整个医疗系统应该是个很庞大的职业体系，无论如何，不能因为有加成医生的存在，就把整个医疗系统看成是人民的敌人。有官员贪腐，并不表明每个公务员都能贪腐。

其六、判断政府控制医疗市场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医疗卫生系统，按理讲应该是一个公共民生系统，政府的角色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担当，而不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市场化改革”上面，现在，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把重心定位在“市场”上面，都靠市场了，政府干什么?市场之手多?还是政府之手多?政府之手能管得住市场之手?

大家把“药品加成”的危害看得特别严重，主要原因还是“医疗负担重”给整个国家的人民造成的恐惧感所致。近几十年来，生活好了，物质丰富了，但每个群体恐惧感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教育恐惧，住房恐惧，下岗恐惧，食品恐惧，空气恐惧，最最可怕的是医疗恐惧。恐惧感多了，老百姓的条件反射是：遇事就暴怒。

我为什么反对继续用“杀鸡骇猴”的办法规范医院?非常简单：鸡杀了，猴子没被骇着。

我们不妨再把视野分散到其它领域：

大家都知道贪官还有很多，按现在的反腐模式，你能打掉几成?

大家都知道学术腐败和论文造假很严重，按现在的科研体制和学术创新模式，你能改变多少?

大家都知道电商平台的货物假冒伪劣很多，按现在的执法力度，你能影响电商几何?商人一边在违法，还能一边收到来自首都的“贺电”，你说奇怪不奇怪?鼓励电商违法?

大家都知道中国股市存在富人圈钱跑路非常普遍的套路，按现的投融资体制，你能改变亿万富翁的造富模式?

大家都知道借“互联网+”为平台的网络诈骗如洪水猛兽，但他们头上都有个合法的“创新”帽子，你能说这些网络骗子比药价加成的医院更良性?

……………………………………………………不再列举!

反复思考，有一个感觉，这些年来，管理层在执行力方面似乎有一件事是高效的：拆迁征地，修路建房。其它方面都差强人意。

药品加成的事情并不新鲜，也不奇怪，事情公开了，怎么办?最少应该自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医疗卫生事业到底属公益性事业还是市场化商品?只有明确这一点，政策才能有效率，正如医生对病人用药一样，这个问题回答不好，改革仍在弯路上。如果想做成公益事业，医和药的体制就要收紧，就要回归计划性。如果想做成纯市场化商品，政府就不要再管制了，乱也好，顺也好，随市场调节，老百姓能容忍，大家忍，不能容忍，大家造反。

其二、医生的地位、待遇和安全到底该如何保证?我个人对三大职业很看重：医生治病救人，让人活得更久;警察除暴安良，让人活得更安心;军人保家卫国，让人活得更有尊严。这三类人应该在社会上得到更大尊重和更高待遇，即便这三个群体中有部分败类，也不能影响到他们的整体利益保障。

医生，古今中外的共同规律是：受人尊重，待遇优越。

其三、医疗器械及药品事业是对内、对外的全开放性事业，医院能够做成非开放性事业吗?有人讲，发达国家的医疗体制能通过市场理顺，咱们用市场化也能理顺。不一定，道理很简单，你的“基础”和“建筑”完全不匹配，“建筑”的双眼左顾右盼，“基础”的力量逼着政策往前走，“建筑”里面的人又不愿意给普通人说话权，怎么理顺?

我的主张：

1、宽待被曝光的药品加成个案，宽待医生和医院。

2、就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来一次全民大讨论和全民性征集意见，让人民群众决定自己的健康权和生命权，让人民群众制定符合十四亿利益的国家医改大政策，让人民群众集体来为自己立一部《医疗卫生体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