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医生缺口20万 私立医院从体制内“抢人”

不足十万的儿科医生，撑起了全国一年2亿人次的门诊量。将这个数据再向下分解，是平均每个儿科医生一年2000次的问诊，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这个数字要更高。

人才供应不足、医生短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儿科医生的工作负荷。教育部1998年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中，将儿科专业作为调整专业，1999年起停止招生。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千人儿科医生比率为0.43，美国是1.46。照此比例，我国儿科医生缺口至少20万。

不过在老一辈的儿科医生眼中，眼下的中国儿科，除了要背负医学人才断层的尴尬，还要面临现有人才不断流失的残酷现状。

作为沪上最知名儿童医院曾经的儿科主任，已经退休的袁立(化名)如今身兼数职：她每周有一天的时间以返聘身份在公立医院的特需中心坐诊，还有三天的时间在上海新江湾地区一家规模不大的私立儿童诊所出诊。除此以外，每天晚上她还会花上一小时左右的时间为微信上自己的“会员”答疑解惑，她有一个40多人的群，群里的会员都是私立儿科诊所的客户。

显而易见，袁立将自己的时间更多地分配给私立医院以及自己的会员病人们，在公立医院，不要说微信，想获取就诊医生的电话号码往往也是天方夜谭。

公立医院的院长并不支持袁立这样的做法，但因为近两年“多点执医”政策已放开，加上袁立自己的坚持，对于这样一位退休的老专家，公立医院只能选择了“放手”。但她透露，在医院里，没有退休的医生们要想真的多点执医依旧不被鼓励，尤其对于年轻医生，“门槛”更多。

比如，袁立在那家私立诊所的同事张倩就没她那么幸运。同样来自于知名三甲医院的儿科，因为还没有退休，她在这家私立诊所“兼职”的时间每周只有两个半天，其中一天还是在周末，这几乎是她所在的公立医院所能“忍受”的最长时间了。

“其实之所以保留公立医院一天的出诊，主要还是出于医生知名度和信任度的考量，另外一方面保留公立医院的身份，这里(指私立医院)有危急的病人也方便绿色通道转院过去。”袁立对记者坦言，她在私立医院出诊的这些时间里，不少病人就是从公立医院“追随”而来。

在今年的正月初三，一则精神科主任率领64名病人集体消失、转院的消息令公众哗然，不过在业内，医生通过各种App及网络渠道树立自己的品牌，建立自己的患者队伍已经不新鲜，这样的专家自带病人流量，对于私立医院而言，他们也有更多的价值。

已过“知天命”的年龄，袁立说之所以选择将更多时间精力分给私立诊所，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常谈的薪酬、待遇。

“公立医院，做到主任级别其实待遇不低了，加上福利种种，私立医院还是比不上的。”她说。这家小小的儿科诊所之所以能撬动她，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工作的环境和舒适程度。

《2014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2013年，综合医院的儿科门诊人次接近2亿，占总人次的9.75%，而我国共有93405名儿科职业医师(含助理医师)，仅占总数的3.9%。儿童医院病床使用率103%，每床出院人数47.8，病床周转次数达49.3，在所有卫生机构中最高。

做了大半辈子的公立医院医生，袁立过去面对的是每天超70人的门诊量、5分钟看一个病人的工作压力，以及不被理解的医患关系。但是在私人诊所，管理者给了她规定，每个病人的看病时间需要达到半个小时，一天下来，她要看的病人不超过20个。由于这家私立医院采取的是会员制，现在她的病人几乎都能叫得出名字，关系近了，医患难题迎刃而解。

不过，为何病人愿意“转诊”跟着她来私立医院?袁立坦言，她所在的三甲医院，想挂这位老主任的号，一次的收费是700元，她能给患者的时间平均每人一刻钟。也正因此，病人们才愿意追随她来私立诊所，那里500元的挂号费可以获得袁立半小时的会诊时间。

与相当多的专家一样，袁立现在并不出诊普通的专家挂号，病人只能从特需窗口挂到她的号。这几年网络挂号的入侵让各大医院的特需中心大门进一步打开，在北上广，想挂知名专家的门诊往往费用不低，专家号一号难求，特需中心的号相对放得多一些，这是大城市的三甲医院践行分级诊疗正在走的一步，用价格来将小病、慢病的病人隔离在基层医院，医院本身也能获得更多营收，弥补破除以药养医后医院收入锐减的现状。

“性价比高”是几乎所有专家给出的愿意跳出公立医院的理由，私立医院工作环境好、压力也小，待遇也不算差。儿科诊所在近两年如雨后春笋，医患纠纷的案例却不多，很大的原因是它们并不接收疑难杂症的病人，也甚少开药，有点拿不准的问题了，医生就会帮助病人通过“绿色通道”转院去医疗资源更强大的公立医院。在不少民营的儿科诊所，药房只是储物间一般很小的一间房，有的甚至没有安置B超设备。

这家私立医院的老板对第一财经坦言，为了能获取更多的专家资源，他们必须和多家公立医院保持合作关系，这样不仅方便危重的病人能在第一时间安排转院，也能让这些公立医院更愿意“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