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制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坐落于上海“药谷”张江的核心地块哈雷路上。那儿人少，树多，且有清清的河流和细细的风。中国工程院院士、药物制剂专家侯惠民博士现任该研究中心的主任。
上三楼，穿过开放式的实验室，便是侯院士的办公室。我到的时候，他正巧走开了，沙发边的茶几上放着几本最新出版的刊物：一本《科技导报》，一本《上海文学》，一本《中国政协》，还有一本是《中华儿女》。正在翻看的时候，侯院士来了。我随口问：“您还在看《上海文学》？”“看啊！”“一直在看吗？”“看了好几年了。”“每篇都看？”“好的小说都看过的。”
侯惠民，药物制剂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人。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研究员。1963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1990年获日本北海道医疗大学博士学位。现在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从事药物制剂研究，并任药物制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是我国最早研究控缓释制剂研究的学者之一，获各项奖励8项，在国内外发表论文七十余篇。1990年被授予上海市“科技精英”称号。
1991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10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国家药物制剂工程研究 中心主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包装材料科研检测中心主任，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理事长，国家科技奖药物专业组评审委员会委 员，第九届药典委员会委员。
曾获上海市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医药系统先进个人、第二届上海市十大科技精英之一以及上海市统一战线先进个人，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侯惠民长期从事药物制剂工程化研究，先后负责40多项课题，在控缓释制剂技术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先后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国外发表15篇。已培养博士 生5名，在读1名。研究成果获国家、部级奖13项，申请专利40多项，已获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6项。
侯院士告诉我，他看小说的主要目的是消遣。这使我想到了先前读过他的一篇自述体文章，侯院士在文中多次描述了他少年时代阅读武侠小说时的满心喜悦。“我这人一生都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喜欢看小说时就看小说，而做制剂研究，真的是我心里愿意做这些事。”
那天下午，一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后，我对侯院士所说的“心里愿意做这些事”这句话，真也心领神会了。
侯惠民院士在多个场合反复说过，在整个医药研究系统，他的工作是位处最“下游”的。“如果把医药研究比作一条流水线，那么做制剂研究的，便是流水线最末端的一道工序。”侯院士由此自嘲自己是医药研究的“小三子”。
但是，虽然工序流程位处“下游”，但研究者的心思所想必须要放在“上游”的。“否则，你拿什么去同外国人比啊！”侯惠民也在多个场合反复说过，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能搞出来的东西，咱中国科学家也一样能办到。
妈妈就是没有好医好药才离开人世的
“我与药的‘缘分’，可能一直要追溯到小时候。”侯院士回忆起：一次玩耍时摔破了前额，鲜血从额头流下来，手一摸粘糊糊的，真害怕，马上跑到学校医务室。那是两间雪白的房间，有一股奇怪的但是他很喜欢的气味。校医和蔼、耐心地处理了伤口，敷了药，包扎后血就止了。“当时在我幼小的心里除了感激，还产生了‘这药真好’、‘当医生真好’的念头！”侯院士记得，在小学里，他还写过一篇长大以后要当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的作文。在作文里，他认为自己的妈妈就是没有好医生，没有好药才早早离开人世的。“当医生的愿望最终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实现，但是命运还是不知不觉地将我与‘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1940年的秋天，侯惠民生在上海西区的一所大宅子里。他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文职人员，母亲聪颖而贤慧，5岁时就教了他许多“方块字”，侯惠民似乎也学得特别快，家里把他当成了“天才”，于是早早把他送进了小学。“谁知道他们前脚把我送进教室，我后脚已逃回了家。家里人称我是‘逃学精’”今天早已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培养了多位研究生的侯惠民，谈起自己的这段“经历”，俨然没有显现出半点的“自责”：“当年幼小贪玩，不喜欢读书，很自然的嘛！”
“逃学”管“逃学”，但是对“书”，少年侯惠民还是很有兴趣的。他喜欢躺在床上一口气读完自己喜欢的书。“小学毕业时，《三国》、《水浒》、《隋唐》和《杨家将》这类小说，我差不多都看过了。还有一套《人猿泰山》10本套的丛书，讲得近乎科幻的神奇故事，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侯惠民说，在父母的引导下，他也看一些科普读物，但最感兴趣的，还是像《精忠岳传》中表现英雄气概的传统小说。
让侯惠民至今仍津津乐道的是，当年小学里的劳作课，是他足以骄傲的拿手好戏。什么叫“劳作课”，侯院士的解释是：“就是由老师让我们用纸、木头等原材料制作各种指定的的或由学生自己‘创造’玩具的课。”这种课每周半天，由学生在动手中学到科学知识。虽然四五十年过去了，侯惠民记起自己在劳作课上的种种表现，仍然清晰如丝宛如昨天。“我至今不忘用三块玻璃粘成一个三角柱，里头加水后成了三棱镜，阳光从一侧进入，从另一侧会出来一条彩色带，老师说阳光就是由这七种颜色构成的。我不信，就又做了一个玩具，结果证明了老师讲的话。”
在“文革”中比别人多干了10年
上世纪70年代，侯惠民首先在国内开发出新剂型——膜剂。产品有：“速效长效氨哮素膜剂”、“载药半透明接触镜救护眼膜”、“硝酸甘油贴膜”等。其中，“硝酸甘油贴膜”获1997年全国科技大会奖。
1974年全家合影
我问侯院士：“全国研究制剂剂型的科研人员数以千计，为什么你能在国内率先研制成‘膜剂’？”“因为我比别人‘老’。”侯院士同我说了一句笑话：“因为我在‘文革’中‘靠边’了。所以就比别人整整多干了10年。一个科研人员哪里可相差10年的？”
1958年，侯惠民考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我原先想报考的是医学系，但我成份很不好，医学系要学一些新技术，可能容不下我这等人。所以我报考了药学系。药学专业在医学院里，总是排在后面的。”侯惠民还特别补充了一句：“就凭我的出生，当年能读上大学，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也许是大学期间，侯惠民的表现尚好，抑或根本是他的机缘，1963年他毕业时，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要许多人，于是他被分进去了。从此，他就像一枚“楔钉”，一头扎进医药工业制剂研究的这块“原木”，再也没有出来过。
“来到新单位后不久就遇上了‘四清’，后来又是文革。很长一段时间各种各样的‘运动’一直就没有断过。”让侯惠民庆幸的是，在社会最为动荡的年月，他却因为成份不好，反而能偏安一隅，他因祸得福了。“当年我们单位搞制剂研究的有四五十人，遇上带有政治色彩的会议，只有两个人没资格参加。一个是右派的老婆，一个就是我。”我特别留意了一下，侯惠民院士在讲述这些本该让人不堪回首的往事时，丝毫没有表露任何的痛苦或者愤愤不平，他平静得就像在讲述一件根本与他不相干的事情一样。
“不开会就不开会，我对这种会本来就没兴趣，这不正好成全了我。”侯惠民笑谈道，他们开会，自己正好集中精力在实验室里做制剂研究。“从1966年到1976年，整整10年时间，我一直没有放弃药物制剂的研究。而其它研究人员，或多或少总要受些干扰影响吧。这不我比别人‘长’出了许多时间？”
其实，侯惠民家在上海西南的华山路上，上班的地方在东北角的大柏树，他风里雨里就靠一辆自行车，一天一天穿行在别人看来苦涩艰辛而他却感到别有滋味的行程中。“我喜欢做制剂研究，一到实验室里我就会把烦恼的事情统统忘了。”侯惠民还真有点内疚地对记者说：“那时我结婚不久，已经有了孩子，太太是我大学同学，也是搞药物研究的。我有时为了赶项目，还常常睡在单位。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肯定很辛苦的。当年自己体会不到啊！”
用自己的“身子”求证实验的科学性
药品的缓控释放是制剂学中的一门新技术。缓控释放制剂通过适当方法，延缓药物在人体内的释放、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过程，以达到延长药物作用。和一般制剂相比，缓控释放制剂有三大优点：一是服用方便，一般制剂常需一日数次给药，而缓释制剂通常只用每日给药一二次；二是缓释药较一般制剂作用徐缓，避免了有效血药浓度的忽高忽低；三是毒副作用较一般制剂小。所以世界药学界对缓控释放制剂进行了大量的投入研究。
侯惠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这一技术在世界各国的最新发展。他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又一次在国内率先研发了缓释药的新剂型：控释氯化钾和硫酸亚铁片剂，并很快投入了生产。
他在承担国家“七五”攻关项目“盐酸地尔硫胃漂浮控释片”的研究中，成功地以亲水性凝胶为控释材料，并通过一般的制粒压片技术制得缓释片。这项研究具有工艺简单、易于生产、药物缓释性能优良、生物利用度高、重现性能好等诸多优点，为我国缓控释放制剂生产开拓了一条简易而有效的方法。
为什么侯惠民在我国的制剂科研方面常常成为“最先研发者”？他的解释还是那句老话：“我喜欢对药进行研究，所以我就肯花时间，愿意完全投入。”今天的侯惠民，已经60好几了，但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他还会像年轻时一样，来研究中心“看看、想想、摸摸”。现在已经没人向他提出加班加点的要求了，他来办公室完全是内心的一种驱动：“星期天到这里来，我图的是开心。”
1984年的时候，侯惠民有过一次赴日本的留学经历，听着他的介绍，同样觉得其中充满着他的个性和智慧。他在日本进修的学校是北海道医疗大学药学院，这算不上是日本最好的医学院，但他读这所学校是冲着一个名叫宫崎的老师去的。侯惠民认为当年的宫崎先生就是全日本做制剂研究最优秀的导师之一。“我把自己发表的一些论文寄给宫崎看，宫崎觉得我还够得上一定的水平，于是由他帮我申请到了日本政府的留学基金。我被公派出去咱们国家是不花钱的。”
宫崎先生的年龄比侯惠民小，但侯院士一直对他十分敬重。药物制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落户张江后，侯惠民还专门向宫崎发出邀请，请他来这里“指导指导”。“宫崎先生看到我们的成绩十分高兴，并愉快地接受了研究中心请他担任客座教授的求。”
与导师宫崎先生在日本
“我在日本只呆了一年，北海道医疗大学的博士论文的很大一部分我是在国内完成的。当时日本的一些老师大多同我相处得很好，他们希望我留在日本继续深造。我想，博士论文的许多工作既然可以在国内完成，为什么非要留在日本。我在国内空下来时还可干些其他的活。所以有一时段我比较忙，经常在上海与日本之间飞来飞去。”
采访前看过一段侯院士的材料，提到他为了进行新制剂的科学实验，曾在自己身上抽取过多次的样血，还服过放射性制剂，进行γ照射。我向他求征这些文字的准确性。不想侯院士轻描淡写地说道：“是啊，这有什么啦，要掌握第一手资料，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在自己身上做点实验很寻常的吧！噢，研制一剂新药，你说好，而自己却不敢吃，谁来相信你？”讲完这些，他停了停，又补充了一句：“负责任的科研人员我想都会这样的。”
惊讶两年内建成如此现代化的制剂中心
“惊讶你们两年内就建成了如此现代化的制剂中心”这句话，是侯惠民院士留日进修期间他的日本朋友说的。
从1995年11月起，在国家计委的支持下，侯惠民和他的同事开始构建我国第一个“药物制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国家计委投了2500万元，通过我们10年的运作，现在名下的市值已经增值到四五亿元了。”侯惠民骄傲地告诉记者：他一生余下的研究岁月，肯定是全部交给这家研究单位了。
张江哈雷路上的“药物制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既是一家研究机构，又是一家有经营权的股份制企业。侯院士身兼研究中心主任和企业董事长两个角色。“我们在松江和嘉定还有自己的中试基地，研究中心实验室里的成果，马上可以转变成市场需要的医药产品。这里基本上不存在‘产学研’结合的问题。”
在实验室
这个“研究中心”原先设在大柏树的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内，侯惠民和他的同事，用两年时间在“药谷”张江置地盖楼，一家世界一流的制剂研究机构由此在哈雷路上诞生了。“说这家研究机构是世界一流，这话一点也不为过。”侯院士语气自豪地说：“世界上一些很有名望的制剂学家，看了研究中心，无不表露出羡慕之情。加拿大的一位教授表示，他在北美没有看到过如此漂亮、齐全的制剂实验室，他希望与我们合作。我国香港的一位制剂专家因为时间关系匆匆参观了一下后说，太让我惊讶了，这次实在没时间细看了，下次我要与你们详细讨论。一位美国朋友说，你们的工程成果应该到世界上去宣传，我愿意帮助你们。”
药物制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主楼高为六层，电梯在中间上下，开出电梯门便是一个自由活动的空间，两边是开放式的实验室。“我们这幢楼没有走廊的，是我让他们这样设计的。这种布置比较科学，不浪费面积，又充满学术氛围，另外仪器的进进出出也挺方便的。”
侯院士带着我上上下下地在这幢楼内看了一遍，我发觉楼内第一层置放着好些体积较大的制药机器，有点像工厂里的车间。而侯院士看这些机器时的心情就大不一样了：“这是我们自己研制的‘渗透泵用激光打孔检查机’，这是自己研制的‘颗粒挤出、滚圆、包衣机’，这是自己研制的‘透皮贴片制造机’。”差不多他指给我看的每一台机器，都是自己设计制造的。“有好几台机器我们还向医疗机械厂转让了技术，比如这台，我们的技术就刚刚转给了台湾的厂家。”
“这里不是国家级的制剂研究中心吗？怎么快成机械设计制造中心了？”外行的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挺好玩的事。
侯院士为我细说原委：“我们用来研制新剂型的机器，一般制药机械厂是不做的。因为常常是懂机械的不懂药，懂药的不懂机械，这中间有个断层，所以只得靠自己来。”让侯院士颇多自豪的是，他有个优秀的团队。“我手下有的人精通机械构造，有的人精通电脑程序，而我自己呢，什么东西都懂一点，所以我捏得起来。”
几十年前，侯惠民在小学劳作课上多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多少年后的今天，不想这样一种“出类拔萃”竟会以如此传承的方式继续“发扬光大”！
上海医药制剂应该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谈起上海医药制剂的发展情况，侯惠民院士似乎流露出了颇多遗憾：“我们研究中心前几年用生物粘附技术，研制了一种叫‘意可贴’的贴片，主要用来治疗口腔溃疡。这种贴片药效好，市场也很大。深圳的太太药业公司拿去后，据说一年能赚一个亿。”
“你们技术转让多少钱？为什么不转给上海的企业？”
“技术转让费大概是1000多万吧。为什么不转给上海的企业？你问得好。不是我们不想把技术给上海的企业，而是上海的企业根本就没想过要生产这剂药！”侯院士还告诉我，这件事，市发改委的同志一次在会上说了，市里的主要领导知晓后，还派人来向他了解这件事的详细经过。“我对他们说，我这里还有好东西呢，比如我们研制了一种解毒的制剂，打一针下去，可以克制一个月的毒瘾。可惜这种很有市场前景的药剂，在上海却很难找到买家。”
我问侯院士，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如果细细深究原因还是比较复杂的，这其中有体制机制的因素，有企业对市场判断的因素，还有企业对资金运作的因素。因为要上一个新制剂，总是要有点投入的。企业要以长远的发展眼光看问题，如果今天投入了，明天就想立马赚钱，这种‘好事’哪里去找！”
在法国考察
侯院士还风趣地说道，自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上海人，生在华山路上，连祖母也是虹桥地区的人，除了到日本进修一年，自己一生的学习生活和工作，都是在上海度过的，所以对上海有特别深厚的家乡情结。“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在上海开花结果了。”
侯惠民院士认为，不管今后怎样变化，有一个基本判断他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上海的医药制剂业应该有很大的发展前景”。道理很简单，因为上海有技术，有人才，有资金，有这方面的配套企业，更有能影响全国的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