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受访者曾从号贩子手中买号 挂号难是主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任朱恒鹏认为，号贩子屡禁不止，是因为有一定的市场需求。政府应放开医疗行业供给管制和价格管制，交由市场决定。具体的做法是放开医生自由执业，把医生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好医生挣得多，愿意成为医生的人就多，供给就会增加。

看病难问题一直是老百姓最为关注的民生痛点，也是每年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之一。近日，一些患者在三甲医院排队挂号时，遭号贩子威胁。号贩子以及大医院挂号难问题，再次引发社会热议。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益派咨询对2067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2.5%的受访者认为在三甲医院挂专家号不太容易，46.0%的受访者曾从号贩子手中买过专家号。号贩子现象屡禁不止，受访者认为主因是“挂号系统监管存在漏洞”(67.8%)和“医疗资源分配不均”(62.9%)。

23.5%受访者曾花费200～500元从号贩子手中买专家号

来自江西上饶的周小燕患有先天性近视，戴上眼镜也只能看见三四米远的物体。她经常会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眼科医院看病。每当此时，挂号就成了她最头痛的事情。

在上海求医时，为了能挂上专家号，周小燕和家人提前入住医院附近的一间小旅馆。让她意外的是，旅馆老板就是号贩子。“他说只要我给钱，他就帮我挂号，我可以不用早起，睡到早上10点钟直接去看病”。周小燕对此感到不安，担心老板没有帮她挂上号，又要在上海耗费一天。最终她选择凌晨时分自己去排队挂号。

调查显示，对于在三甲医院挂专家号的难易程度，28.3%的受访者认为“非常困难”，52.5%的受访者觉得“不太容易”，仅有12.6%的受访者认为“挺容易的”。

“号贩子老是找我，但我不理他们。”为了给8岁的儿子治疗弱视，李先生一家五口从甘肃来到北京同仁医院就医。在前一天排队失利后，李先生从1月15日晚上9点开始彻夜排队，直到第二天早晨7点左右才挂上了号。当晚北京最低气温零下7℃，并伴有6级左右的偏北风。

调查中，49.3%的受访者曾遇到号贩子倒卖号源。

来到北京看病，周小燕再次遭遇了号贩子。“号贩子说凌晨三四点开始排队都不一定能挂上号”。对挂号已经备感疲惫的周小燕不禁对找号贩子动了心，不过号贩子开口要价300元，除了知名专家100元的挂号费，还需支付200元的“服务费”。这对于家境一般的周小燕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

调查显示，46.0%的受访者曾从号贩子手中购买过专家号。其中，23.5%的受访者花费在200～500元，13.9%的受访者花费在200元及以下，8.6%的受访者花费在500元以上。

“病情紧急”和“通过正规渠道挂不上号”成受访者购买高价号的主因

几十元的专家号到了号贩子手里贵了数倍，为何还有近半数受访者选择从号贩子手里买号?调查显示，51.5%的受访者表示是“病情紧急，迫切需要”，46.6%的受访者直言是“通过正规渠道挂不上号”，20.2%的受访者表示是“排队麻烦费时，花钱买方便”。

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自助预约挂号处，记者尝试挂几个科室未来一周的专家号。自助挂号机上均显示“已无剩余号源，不能挂号”。

一名中年男子走上前与记者搭讪，说可以帮忙挂上明天的专家号。当记者询问心内科等号源紧张的科室是否也能挂上时，对方表示没有问题。“一个号400元。把你的身份证、就诊卡给我就可以了。要是没带这些证件也无所谓”。同时，该男子表示可以“先看病，再付钱”，不用怀疑挂号的有效性。

号贩子现象屡禁不止，受访者认为主因是，“挂号系统监管存在漏洞”(67.8%)和“医疗资源分配不均”(62.9%)。此外，还有“政府对号贩子打击力度不够”(55.3%)、“医院当中有内线”(50.0%)等原因。

从2011年6月起，北京21家三甲医院全面实行预约挂号和就医实名制。这一举措在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丁志宏看来，仍然存在监管盲区。“医生看病时并不把患者的名字和挂号的名字进行比较核对，他们没有这种义务去做甄别。号贩子也可以用自己的身份证挂号，挂号使用的身份证不一定是患者本人的”。

对于号贩子长期活跃在知名医院的原因，他认为，一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有经济能力去寻找好的医疗资源，号贩子就有了市场。二是医院管理存在灰色地带，“在利益驱动下，不排除医院中有号贩子内线的可能”。

丁志宏提醒，通过号贩子挂号对患者本人来说存在巨大隐患。“一是退费非常困难，几乎退不了费。二是当出现医疗事故时，如果挂号的身份证并非患者本人的，患者往往是受害方”。

受访者认为医院和政府是根除号贩子的责任主体

前不久，武汉市公安局局长曾表态“一周内让大医院周边的号贩子基本绝迹”，对此，10.3%的受访者认为“可以实现”，49.5%的受访者感觉“短期能见效，长期很难说”，32.9%的受访者直言“实现不了”，7.4%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公安部门用治安管理处罚相关规定并不足以阻止号贩子，因为号贩子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他们所付出的成本。公安部门现在还没有打击号贩子的长效机制。”丁志宏表示。

谁应该是根除号贩子的责任主体?50.6%的受访者选择“医院”，35.4%的受访者认为是“政府”。

对于大部分受访者将医院视为责任主体，丁志宏表达了不同看法。“依靠医院的力量来解决号贩子是有限的。医院不可能去聘请大量保安，也不可能依靠医生来甄别真假患者。医院只能作为一个载体，通过社会、公安等力量去协同解决号贩子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任朱恒鹏认为，号贩子屡禁不止，是因为有一定的市场需求。“主要原因在于医疗资源短缺，价格管制”。政府应放开医疗行业供给管制和价格管制，交由市场决定。“具体的做法是放开医生自由执业，把医生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放开价格，好医生挣得多，愿意成为医生的人就多，供给就会增加”。

丁志宏也表示赞同，“医生执业自由化，好医生到民营医院去，这样能够满足群众需求，哪怕只是满足一部分有钱人的需求。这样也减少了公立医院的压力，号贩子问题可以得到缓解。”

同时，丁志宏认为民众也要逐渐转变看病观念，不盲目追求知名医院知名专家。“人们现在的医疗需求，在量上和质上都没有得到满足。基层医院应该获得更多资源，增强医疗条件和技术，慢慢改变人们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