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缙:鹤发童心志不已 针灸技艺永传承

发布时间:2014-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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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他幼承慈训,在读诗文,又遇良师,得习经史,从小就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

  他毕业于名牌医大,医学基础扎实,后又结业于卫生部针灸高师班,在京城得遇名师,学到了一身过硬之本领。

  他智慧聪颖,能过目成诵,思维敏捷,可举一反多。

  他就是我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针灸代表性传承人张缙。

人物简介

  张缙,原名张国梁,1930年出生在辽宁省黑山县半拉门乡,国内外著名针灸专家。早年毕业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后又结业于全国高等医学院校针灸师资班。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他自幼受到外祖家中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痴迷,四岁时就在母亲的口授下能背诵二十多首唐诗。因为他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为其今后从事中医文献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参加了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建所工作,1985年又主持了该所扩建为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和黑龙江省非药物治疗中心工作。现任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研究员、主任医师,兼任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针灸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针灸学会针法灸法分会理事长,东北针灸经络研究会会长,黑龙江省针灸学会会长,中国国际针灸考试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学科评审组成员。

  在经络研究方面,张缙提出了循经感传八个方面的规律性,升华为一个理论体系,对认识经络的全貌,指导针刺手法的临床,发展经络理论均有很高的价值。这一“七五”攻关研究课题获得了国家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张缙1976年提出的“肯定现象,掌握规律,提高疗效,阐明本质”的经络研究工作程序,被采纳作为全国经络研究的指导思想。在针刺手法的研究方面,张缙早在20世纪b50年代末提出了一套有关控制针感性质和传导方位的方法,它具有广泛的临床指导意义。

  在国内外刊物上张缙发表论文80余篇,有13项科研工作获得了国家、部、省等各级科研成果奖和科技进步奖。并历时20年主持编写了《针灸大成校释》、《中国针灸荟萃·针灸学分卷》等专著。张缙曾多次应邀到德国、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日本、俄罗斯、瑞士和阿联酋等国访问讲学,深受国外学者的赞誉。先后七次被载入美国传记中心和英国剑桥的《世界名人录》,并分别被该两组织聘为理事和终身研究员。

事迹回眸

  机缘巧合,西医转行成为中医

  1951年,张缙毕业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在东北军区的廿六后方医院做了一名外科大夫。在做西医大夫的过程中,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一本针灸家朱琏写的《新针灸学》,每当得闲,张缙便认真阅读、仔细揣摩,他在不知不觉中就走进了中医的世界,针灸的殿堂。回忆起那段时光,张缙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人也仿佛年轻了许多。

  “葛春胜,是当年我在尚志医院工作的同事,他是药剂科的主任。一天,他突然得了重症胃痉挛,吃了许多药,毫无效果,医生们都束手无策,医务科金主任对我说给他针灸试一试,我对这样重症胃疼也心里没底,其他大夫们也说针灸试试,我立刻找来《新针灸学》,按上面写的方法,先针中脘、梁门、足三里,结果不见效,我又改刺脾俞、胃俞二穴,奇迹发生了,他的胃竟然完全不疼了,这件事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接下来的一件还是和葛春胜有关的事,他的母亲得了急性结膜炎,老太太特信针灸,所以坚决要求我为她针灸,说实在的,针灸治眼病我想都没想过,我又只好回去看书,这次我在她的睛明、鱼腰、瞳子胗、合谷四个穴位上行针,然后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出针后,眼睛的肿痛感就大有好转,第二天,我又用同样的方法给老太太扎了一次针,这次出针后,不适的症状就几乎完全消失了,第三天,再次施针结束后,老太太的眼睛就完全好了,从此以后,老太太成了我的忠实‘粉丝’,遇到谁生病,就让他找我针灸。医院由尚志搬迁到密山裴德,还是葛春胜药师,他爱人产后因胎盘残留导至血出不止,广播上说要人们去献血,我也去了。葛大娘一眼看见我,就拉着我,让我给她儿媳妇针灸,我说我根本没用针灸治过这个病,人命关天,我没这个把握,老太太坚持让我针灸,在场的人也说让试试看,我就又跑回对门宿舍,去翻书,一看此病应该扎关元与三阴交,我急忙到病人家,在关元穴上扎了一针,又扎了两针三阴交,我在腹部切诊时,在“子宫”穴(经外奇穴)可触到宫底,我立刻在此处又扎上一针,当我捻针时,弛缓了的子宫,立刻收缩,残留的胎盘也当即排出,血也马上止住,这神奇的效果把我惊呆了,在场的人也都同样惊奇不已。张缙会针灸的这个名声就在本院、本系统医管局里传开了。第二年,就是1954年,中央落实了中医政策在熊岳城疗养院(当时是志愿军伤员疗养院)开办了针灸学习班,由省里指名送我去学习”。

  张缙这时的“针名”就出去了,几乎是誉满全系统,1954年7月,卫生部在北京举办了全国高级针灸师资训练班,张缙又被省里指名送去学习。由北京学习归来后,他就在省里办了为期一年的黑龙江省针灸师资训练班,为省里培养出一批一百多名针灸人才。

  艰难岁月,成就针灸精湛技艺

  1956年,张缙被调入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前身),担任建所筹备组成员兼秘书,并负责针灸经络研究室工作。正当他励精图治之时,却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黑龙江省林口县刁翎乡。从1957年到1962年的四年半时间里,张缙一直给病人扎针治病。张缙回忆说:“当时就凭一根针,方圆百十里的人都来找我针灸,每天都要扎,少则十几个,多则几十个,当时没有药,我只能用这一根针。先是影响我干活,后来就只能扎针灸不干活了,患者什么病都来找我,我在给他们治病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全科针灸经验,为我以后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实践基础。”

  张缙在给病人看病的同时,特别注意运用在北京向名医们学到的针刺手法,张缙说针灸是中医的精髓之一,而针刺手法又是针灸的精髓。1963年,张缙调回了原单位,他在以后的前瞻性研究中,对针刺手法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包括,针刺手法基本功训练的研究、进针法的研究、二十四式单式手法的研究,以烧火山、透天凉与龙虎龟凤四法为核心的复式手法的研究、针刺补泻的研究、针刺得气的研究、针感和经络理论的研究,这八个方面的研究覆盖了针刺手法的全部。其中单式手法经过长达12年的研究,张缙把它归纳成24法,一是讲它的术式;二是重点讲方法;三是把它有序的配对分类成24个字的口诀,使之能在对比中了解手法的真谛。这些手法分别是:“揣爪循摄,摇盘捻搓,进退提插,刮弹飞摩,动推颤弩,按扪搜拔”。对于复式手法,张缙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基本手法一个是烧火山,一个是透天凉,阴中隐阳、阳中隐阴就是烧火山、透天凉的颠倒配对,这就是寒热手法。再一个是飞经走气,气至病所,这两套东西完全掌握后,所有手法也就都学会了。张缙根据文献的记载以及自身的实践,研究出针刺手法关键在于“力”的运用,针是“力”的载体,要“力贯针中,力在针前,针随力入”,按照这套程序进针,针入穴内,可立刻得气。

  说到张缙在对针刺手法基本功以及进针方法研究的过程中,不得不提到一个小故事。1952年,他在尚志后方医院时,到亮河乡去工作,他向当地一位针灸大夫问如何才能学好针灸,这位王老大夫说:“你就苦练、熟能生巧。”他记住了“苦练”二字。他的一位同学有一顶皮帽子,一开会他就顺手扔到一边,因为动物的皮与人的皮肤有某些相似之处,所以他每次一仍,张缙就把他的皮帽子拿过来,在皮帽子上练针。时间一久就把这顶帽子给扎碎了。当时的办公桌都是松木的,红松质地松软,抽屉帮上又不刷油漆,他就在抽屉帮上练针,他办公桌抽屉帮都让他扎得像筛子孔一样,他说他苦练两年指力,成全一生针灸。全国著名的针刺手法大家郑毓琳老先生,虽然没给他讲过课,但他亲眼看到他做手法,为什么高师班几十名同学都没学会郑老的手法,唯独他后来悟出了这套手法的真髓,这就是他练针得到的益处。张缙2007年去台湾讲学时收了五名弟子,其中一位是台北长庚医院针灸科主任薛宏昇。他在2008年给张缙的一封信中说:“老师,我现在已经能轻巧的在风池穴上取出过眼热来(在风池穴上用烧山火手法取热,然后把热送到同侧眼底),就是因为我“疯狂”的练了一年针,这“疯狂”一词就是在薛宏昇医师问我取热绝活的窍门时,我说:“我的窍门就是当年我‘疯狂’的练了两年的指力。”这段疯狂练针的经历为他以后做针刺手法研究以及指导学生练习针刺手法的基本功,提供了实践的经验。可贵的是,多年来他总结出一套练针刺手法基本功的理论和方法,这样他就使练基本功成为一门学问了,应当说这是张缙独创的一门学问。

  他的学生,加拿大安大略中医学院院长、国际吴氏头部推拿疗法研究会会长吴滨江博士说:“我在国外开设的中医针灸学科中,有一门针刺手法练习课,每当上课的时候,就让每个学生带一个洗脸盆,拿一个苹果,在盆里装满水,把苹果放盆里,然后让学生往苹果上扎针,等一个苹果扎满针眼的时候,把苹果切两半,再扎针,又扎满的时候,再把苹果切成四瓣接着扎,直到苹果小到不能再切的时候方停止,根据这么多年的教学总结,这个方法非常好,而这么好的基本功的练习方法是张老师从医五十多年总结出来的。张老师把方法教给我,我又教给了我在国外的学生们,通过这样的传承,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做针灸手法必须有基本功基础”。

  实事求是,总结循经感传规律

  “中医研究不能离开临床,离开临床为主的研究就没法研究中医。这不是想出来的,这是从无数次失败中,总结出来的。”

  张缙说如何搞中医理论研究是个重大的课题,他在1957年就遇上了这件事,他当时完成了针感的研究在做总结之时遇到了“反右斗争”。每当批判会开完,还让他回屋去写“交待材料”,他认为在批判会上他没有发言,无言者,罪从何来?这是凑材料整他。不但在大会上整他,会后还让他自己再去整自己,他说他不愿意办这样的傻事。他就借这个绝无外人干扰的良机,去冥思苦想,“这根针是怎么扎的,”“那根针又是怎么扎的,”“这次是怎么扎的,”“那次又是怎么扎的。”在同类归项的基础上,先梳辫子,后找相似点,再从相似点中找规律,再把规律反复升华,理论就出来了。在反省时,他没法把病例摊开,去按常规总结写论文,只能凭自己的记忆去反思,在反思中去找结论。他回过头一想,这正是仲景写《伤寒论》走的路子。“口苦、咽干、目眩,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小柴胡汤的主症不就是这样得来的吗?在小柴胡汤上,仲景先师还有另外一条理论,“但得一症便是,不为悉具。”张缙说:“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年北京乙型脑炎流行,京城名医们出了一个由知母、石膏、甘草组成的白虎汤方,收到了良效,一时此方誉满京城,也就是因为当时的“乙脑”具备了阳明四大“身大热、汗大出、口大渴、脉洪大”的症候,这就是《寒伤论》理论威力的所在。

  经络理论是指导针灸临床的最重要的理论,究竟怎样用经络理论去具体指导针灸临床,特别是指导针刺手法,在针灸史上一直是最大的难题。20世纪70年代研究针麻时,一开始就把经络研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75年1月在西安召开的全国针麻工作会议上,定了五个针灸针麻原理研究题目:一是穴位针感的研究;二是经络感传(后改为循经感传)的研究;三是体表内脏相关(后改为经穴脏腑相关)的研究;四是针刺镇痛的研究;五是针刺调整作用的研究。张缙领导的黑龙江的团队,参加了第二题循经感传的研究,并且是主力团队之一。1977年合肥长江饭店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循经感传与穴位针感经验交流会议上拟定的六个循经感传的大题,黑龙江是第一个大题循经感传的激发,控制与转化的牵头单位,这个题一共有十个省市、区参加。


张缙教授(右二)在瑞士讲学(1985年)时在与医师们合影

  黑龙江的循经感传研究是1972年开始的,先是在1000例患者身上调查的,这次总结了循经感传的现象;接着又在2014例患者身上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这次研究总结出循经感传的八个规律性,即循经感传的普遍性和潜在性(即隐性);可激性和可控性;驱病性和效应性;循经性和变异性。循经感传规律性的提出是大事,为了慎重起见,他们又组织了1717例的追试,又一次证实了这些规律性是可以重复的。在这样测查的基础上张缙提出了:肯定现象,掌握规律,提高效果,阐明本质”的十六字循经感传研究方略,这个方略被合肥第二次穴位针感和循经感传会议所接受。

  在“七五”攻关期间,全国循经感传研究协作组组长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现在的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所副所长魏明峰教授,张缙是副组长,“七五”以前的循经感传研究重点是在临床研究上,这个阶段循经感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在1979年,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届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上,在经络专题上就有50多篇论文向国内外发表,把中国的经络研究推向了历史上的新高度。后来在昆明和烟台两次经络学术会议上,有关学术界发生了重大的分岐,搞基础的坚持要“找物”,多数人还是认为研究经络不能脱离临床。“八五攀登”经络研究中选,但在落实时,搞临床的几乎全部出局。“八五”以后的经络研究有无进展其进展如何?学术界会有公认。作为循经感传研究的主力之一,龙江针灸界还是继续了自己的探索,张缙和他的50位博士硕士研究生课题几乎都是循经感传,针刺手法与疑难症的交差验证,在海外招收的二十几名研究生,也多是同类的题目。经过这十多年的交差验证,去芜存精,再从规律中升华,张缙比较完妥的解决了两千年来,历史上传承下来的针刺手法与其经络理论,这两个针灸学术中的交互问题。在针刺手法历史文献研究上,他们完成了“正本清源”的研究,把文献上所涉及的问题都搞得一清二楚。两千年来在针刺手法文献上的得失,都研究得明明白白。针灸所需要的经络理论,主要就是循经感传问题,经气的循行方向从来就没有说明白,张缙在20年前就提出《灵枢》里面有关感传方向的记载,有二套不同理论来说明经气循行和营血循行,讲经气循行的有“本输”第二“根结”第五和“互气(标本)”(第五十二)一共三篇他把这三篇的向心循行称之为“井合流注”,(五输穴讲的是出为“井”所入为“合”),把“经脉”(第十)篇上讲十二经周而复始的循行称为“肺肝流注”,因为这套循行的规律是从手太阴肺开始至厥阴肝经为止。井合流注的核心是要激发四末经气向腹部、胸部和颈项以上的脏腑四官的循行而其最终目的是使经气传至病所,而肺肝流注讲的人身营血周而复止如环无端的循行,以营人的正常生理功能,这样一分,两者就清清楚楚,由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离开经典医籍,离开了临床是没办法把问题搞清楚的。张缙结合针刺手法研究循经感传,从古典文献研究到临床的针灸手法实际验证,才使这一两千年来的难题得到破解。

  张缙和他所领导的循经感传研究的团队,从1972年开始研究循经感传历经三十多年,他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研究的结果说明循经感传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在机体内有普遍存在的基础。张缙还首次提出隐性传感及隐形显性循经感传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理论。循经感传在机体失衡状态下是处于活动期,在机体正常情况下则是潜在的。在病态的时侯,通过针灸可以进行激发,激发以后,隐性感传就可以变成显性感传。显性感传可以循经,还可以气至病所。所说针到手法就是通过针的技巧去控制感传的性质和感传的传导方位。隐性感传和其转化理论的提出,是循经感传研究的一个突破。他所倡导的循经传感气至病所的研究至今仍是全国经络临床研究中心课题。

  张缙经过规律性研究之后再升华,按照张仲景研究《伤寒论》的路子,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将其归纳成一套理论:循经感传是人体机能的调节系统。

  著书立说,针灸经典泽被后世

  张缙坚持每天早晨五点起床,50多年来从未有过懈怠,编著校释了针灸专著6部,撰写学术论文100多篇,有13项科研工作获得了国家、部、省等各级科研成果奖和科技进步奖。他历时20年主持编写了《针灸大成校释》、《针灸大成》一书是明·针灸大师杨佳洲撰写的37万字的针灸专著针灸界工人他是上至《内径》下到明末的一部针灸学术总结本书在明·万历29年也就是公元1601年出书后,到新中国建国初期的1956年就有47个版本问世。清和民国年间针灸界几乎是人手一册,置之于案头,成为针灸医生身份的象征。就好像基督教徒人手一册《圣经》一样,是针灸医生所必备的。由于他是明以前的苏一部针灸学术总结。因此他的学术价值极高。张缙早年在北京针灸高师班学习时,听到当时北京针灸名家高风桐和孙振寰两位老先生的讲授《针灸大成》。他在省针灸师资班上又给学员讲了载于《针灸大成》上的《标出赋》。他在林口县刁翎乡被改造的时候,他也仍然是“志在评论十卷书”(见张缙著《针余诗草》2010年第一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35页)在劳动和看病之余,他把时间几乎全放到学习《针灸大成》上,就这样逐渐由学习《大成》过度到研究《大成》。1962年调回原单位后正赶上国家制定1963年医学科学研究十年规划,他报上了《针灸大成》的研究课题,被批准定为1963年国家医学科学研究十年规划三十六项[三]题。这[三]题是七本中医古籍整理研究。这七本古医书是:《灵柩》、《素问》、《难经》、《脉经》、《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和《针灸大成》。《针灸大成》一题落实到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由其针灸经络研究室第三研究组即文献理论研究组执行。由于张缙有深厚的文史基础又是由他报的题所以这项研究工作具体由张缙负责,但他不能露名,去南京开协作组会议时,由另外一名大夫宣读他写的论文略论《针灸大成》的版本,要不是他们之间密切配合,这工作还真没法干。经过20年的时间(1963~1984)(中间由于文革的干扰曾有几年的暂停)张缙和他领导的团队完成了《针灸大成》的校释工作。原书为37万字。经过校勘、注释、提要、语译、按语等工作后成书《针灸大成校释》时将近百万字,由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年出版,成为针灸古典医药中海内外最畅销书之一,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部级)1989年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国家出版总署古籍整理(1991年)三等奖,在中医古管研究室获此双奖殊荣的仅《针灸大成校释》与南京中医药大学的《本草纲目》二书。


1985年在匈牙利讲学时,张缙教授(中)为学员演示针刺手法


1987年访问阿联酋(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做为中国中医药代表团团长)与阿联酋医师们合影

  在这一版中校释610处,注释2999条,语次345段,提要132条,按语337条,在注释中引用书目为293种。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在2000年张缙又执笔对第一版《针灸大成校释》进行了修订,修订二版的看点一在卷二和卷四上,按本书的体例在按语一项中增加了有关针刺手法的多条卓见。张缙在负责起草国家毫针针刺手法规范时,按规范的体例,只能写具体的做法一、二、三。而不能讲其立论依据,操作要领,技术关键和有关理论等问题,恰好在大成《校释》的二版修订与国家针刺手法规范的起草,赶在同时进行又是同一执笔人。在体例允许的情况下,张缙就把这些不能写入规范之中的重要手法资料,分别写入《大成校释》卷二、卷四的相关部分之内。这就为学习针刺手法法规范提供了最佳的参改资料。

  第二个看点的看点在“跋”上,张缙在修订二版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针灸大成》作者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作为《针灸大成》的忠实读者和研究者,是有愧于杨继洲的,作为《针灸大成校释》的主编和执笔人。也有负于本书的广大读者。范行准先生在1957年出版的《秘传常山杨敬斋针灸全书》的“跋”上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到2007年已整整50个年头。我们在研究这项国家课题中,碰到了《针灸大成》作者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我们就想绕开走,也绕不过去。范行准先生原来是说他很疑心,《针灸大成》不是杨继洲的书。是谁的书?他没有说,但潜台词告诉我们,他的意思是靳贤的书,我起初也是趋同于范先生的意见,但觉得资料不足。后来,就深入地考察了一番,所得的资料都不支持我们原来的观点,反而把我引到了相反的方向上去,对此,我一度十分困惑。经过半年的梳理,我写出来《针灸大成》的作者,究竟是谁一文。文稿虽然杀青,但总觉得意犹未尽。因兹事体大,未敢冒然公开,只是发表于1964年《黑龙江中医药研究》(内部种物)上和2005年在浙江衡州召开的纪念杨继洲《针灸大成》404年学术研讨会上。20年前我找到了有关靳贤的材料,又重新审视此事,就愈发感觉到,这些年来由于自己的思路不宽,灵感匮乏,以致造成志其细而忽其大,重其流而轻其源,靳贤在这个问题上圈子绕得太大,绕圈子的水平又太高,所以几十年过去,也没有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泉石心在《金针赋》序言里说他‘今也,余年向暮,有髭鬓皆白,恐久失传,拳拳在念,而我不仅年已向暮,而且更达耄耋之令,靳贤这个问题不抖落清楚,我也是拳拳在念。为此我用2007年动笔写的一篇论文,作为《针灸大成校释》第二版的‘跋’,来回应一下50年前范行准先生在《秘传常山杨敬斋针灸全书》‘跋’里所提出的疑心《针灸大成》不是杨继洲的书的问题。我这次回应,迟来了半个世纪,范老先生地下有灵,尚祈谅我。我之所以而立起笔耄耋成文,这主要是我对此考量得较多,深恐笔下有失,而唐突了先辈古人。我在二版序言中重提此事,是想请读者注意本书后边的‘跋’也顺便说明写此‘跋’的始未绝由”。

  通过上述一段作者的自白,是可以看出,作者治学的态度是何等的审慎,何等的谨严,一个问题他竟积50年而再发,其功力可见。最近张缙还将有一部新作《针灸大成的研究》问世,这部关于《针灸大成》研究是蒐集了他自己(为主)的关于研究《针灸大成》的文章和国内其它各位专家研究《针灸大成》的文章而成。张缙在《针灸大成校释》二版序言中还提到:“国家期望在新世纪里再培养一大批中医临床大家,为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了优秀中医人才研修项目,认为做临床,必读古籍,做名医更需要熟读古籍,并能灵活运用,为此列出了必读书目70部,其中针灸为3部,《针灸大成》即其中之一”。另两部为《甲乙经》与《针灸聚英》。《甲乙经》为晋人所作,唐、宋、元、明这个历史阶段正是针灸学术大发展时期,《甲乙经》的学术内容完全是秦汉的,唐、宋、元、明的针灸学术内容,自然无法纳入,而《针灸聚英》和《大成》为同期作品,《聚英》成书为明嘉清丙午(1546)年《大成》成书为明万历辛丑(1601年),《聚英》早于《大成》55年。《聚英》的内容几乎是《大成》全有而《大成》之内容《聚英》中确少了二分之一以上。《聚英》为16万字《大成》为37万字。《针灸大成》又经过国家设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于1984年出书,现又经过二版修订,也于2009年出书。

  张缙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国家奇缺的是拔尖的人才,是领军的人物,在中医药界也是这样,中医针灸的申遗是成功了,可是担子也更重了,中医针灸这个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一共四位,我的年龄最轻,才82岁,如果不快一些培养出合格的下一代传承人,那将是战略上的失误,中医针灸这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光点有很多,我想张教授研究的针刺手法必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项,针刺手法中有许多的“绝活”这些“绝活”的传承就更需要比普通不一样的拔尖人才去学习,去继承,在《内经》中就有明文规定,掌握针刺手法能用针驾驭精气的才是“上工”(拔尖的人才)。

  张缙在培养人才方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早在1956年,他就主办了黑龙江省第一期针灸师资训练班,1979年以后以他为首的黑龙江省针灸学会和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举办了多期针灸专科班、师资班。在他的努力下,在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建立了卫生部针灸经络进修教育基地,并举办了第一期全国针灸研究班,为14个省区培养了27名高级针灸人才,即之,有与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合办了三期中国研究生班培养了针灸硕士50多名。张缙到现在已经在国内培养了14名博士和博士后研究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中医学院(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加拿大分校)培养了24名针灸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并且收了十几位弟子,这次记者采访时,还有一位专程由美国佛罗里达州,前往哈尔滨向张缙拜师的20年由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学生,现在美国从事针灸工作的陈医师。在采访时,我看到张缙的写字台上放着厚厚的几本兰皮教学记录,我翻开一看,一边是他现在带的两位学徒每天记的笔记和写的学习心得,有的是病例记录。另一边是教授亲笔的批示,老师的批语与学生的心得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整篇。老师写的批语比学生的记录字数都不相上下。“认真”二字在这里完全体现出来。一位高徒要带三年,连讲课带批作业,先生要费多大的心血?

  让科技转化成生产力

  张缙不但专研针灸技艺,言传身教,而且求真务实,致力于把科学技术转化成生产力,在中医药新产品开发上也做了一系列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北药”开发事业。

  张缙认为,黑龙江省是药材资源大省,这个资源应该得到更好的开发和利用。于是,在1986年,作为中医研究院院长的张缙联合研究院朱有昌提出了七千言的《北药开发建议书》,并首次提出“北药”的新概念,认为药材是黑龙江省继煤、粮、木、油之外的另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支柱企业。

  至于北药的命名,据张缙介绍,北药在北方的北寒温带,从它形成的那天开始,气候、地理条件,就造就了这些植物药和动物药,这些植物和动物都喜寒,喜寒的动植物本身的抵抗力就非常强,在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这些物种,人们称之为“补益药”。地理环境因素决定了“补益药”南方没有,只有北方寒温带才能形成这些药。这个东西在别的领域叫植物,在医学人手里就是药,把植物变成药,体现了中医文化的极大作用。到现在为止,由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牵头研制的满山红、刺五加双黄连剂,现在还是黑龙江省重要药物资源。

  水有源,木有本,北药开发的源头还要从张缙“右派”时期说起。那时的张缙到制药厂进行过劳动,下乡搞过满山红的研究,当时国家要求,要用土法制药,给农民解决问题。那时候,张缙所在的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里就选择了兴安杜鹃治咳嗽,经过反复临床试验杜鹃酊治咳嗽效果很好,没有副作用。张缙为其命名“满山红”,后来“满山红”成了黑龙江省的一个著名的品牌,再后来经医药局(相当于药监局)审批后投产,改为“消咳喘”,出口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

  “1995年我去美国洛杉矶讲学时,看到毛主席保健医李大夫写的一本书,那里面就有这个章节,说毛主席得了气管炎,剧咳止不住,在老时北京办的中医药展览会上我找到一种出口药叫“消咳喘”,这个药治好了毛主席的咳嗽。这我才明白,为什么周总理叫当时的卫生部军管会主任谢华在36小时之内,派一个30多位专家组成的学习调查组,到研究所来调查满山红的研究。又为什么半年之后,在全国范内展开了老年化支气管炎的研究。”张缙说:北药产业综合开发实际是肇始于满山红的研究。“北药”已经成为名牌产业,我们龙江为此奋斗了多年。

  他的学生把张教授的介绍材料拿一套给我看,其中一份黑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厅1990年第7期的简报题目是:“在匈牙利开设中医诊所受到热烈欢迎”,我此作为引用:

  我省中医研究院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让中医走出国门,扩大我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经过几年努力,已获得匈牙利卫生部批准,在该国家首都布达佩斯开设中医诊所,成为我国第一家取得在匈行医权的医疗单位。并以精湛的医术和优质服务,受到热烈欢迎。

  1988年3月,中医研究院院长张缙与助手李尔强医生一同,首次正式赴匈牙利讲学。匈牙利卫生部、生物医学会、针灸学会都非常重视。学员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求教者络绎不绝,有160人参加了学习班。匈牙利广播电台、电视台及新闻周报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并做了详细的专题报道,匈牙利政府部门和医疗界对此也非常重视。访匈期间,匈中友协主席戴博纳笑声,匈牙利学院副院长蒂卡教授都专程拜访了中方人员。张缙、李尔强先生还匈牙利国家电视台的邀请,到电视台接受了整个一下午的采访,然后在当晚7时“每周一谈”节目的收看高峰期间,播放了张教授临床示范治疗一耳聋患者的录像。采取电视观众席打电话咨询,并即席解答的方式。极大的吸引了观众,在匈引起轰动,纷纷打来电话,还要求我驻匈使馆帮助联系,请中国专家治疗,解疑和提供健康咨询。为此,我方抽出两名医生专门接待前来应诊的病人,开始了实验开设针灸所的工作。

  在讲学期间,张教授诊治了大量病人,其中有学员介绍来的,也有通过新闻媒介,慕名远道而来的。由于讲学日程安排紧张,张教授不得不利用饭前饭后和课间业余时间进行诊治,大多数病人受到了非常满意的疗效。一位视神经萎缩的患者,视力每况愈下,经诊治后,视力分别由0.3、0.4提高到了0.9、1.0,病人非常感激,参加学习班的一百多名医生无不称奇。中国医术很快在匈牙利传播,登门求医者日增。针灸的独特疗效,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了它的优越性,患者也不断增加。各国驻匈使馆的外交人员及其家属也通过中国使馆的介绍,来所就诊。奥地利、南斯拉夫、捷克、罗马尼亚等邻国的许多患者也纷纷来求医。一位匈牙利著名的音乐家患坐骨神经痛多年,久治不愈,经诊所仅一次治疗,疼痛就不翼而飞,这位年过半百的患者兴奋到了极点,紧紧拥抱、亲吻中国医生、并跳起了舞。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中国中医针灸已被匈牙利人民所接受,并深深扎下了根。到二月底,仍有1000多名患者预约等待中国医生的治疗。

  1989年11月1日,匈牙利卫生部还邀请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院长、中国针法灸法研究会会长、黑龙江省针灸学会会长张缙作为匈卫生部主考人,主持了匈牙利首届针灸专科医生资格考试,并将中国中医针灸作为医学科学的组成部分,列为匈牙利医学研究生教学内容。所有这些,为中方针灸医师在匈进一步开设合资经营针灸项目铺平了道路。

  经中匈双方商定,由匈方提供门诊场所,中方派遣技术专家,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开设合资经营的中医诊所,现已试验性开业。开业仅几个月就获得纯利润240万福林,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我驻匈使馆也高度评价了中国医生的工作成效。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省中医研究院还准备以匈牙利为“窗口”,向毗邻的东西欧国家扩展,让中国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在匈开设中医诊所,不仅弘扬和传播了我国传统的医学技术,为祖国赢得了荣誉,而且为我省实行“科技兴省”,开展技术出口,扩大对东欧及气压国家爱的经济技术合作做了有益的尝试,给人以新的启示。

采访后记

  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蕴藏着许多挫折的经历,当然,张缙也不例外。每一次大的政治运动张缙都赶上了,并且都被卷入其中,朋友们都笑称他是“运动员”。这些挫折,在别人眼里也许真的是挫折,但是在张缙眼里,这些都不算什么,再大的风浪也阻止不了他对中医的热情,对针灸的钻研!他以非凡的毅力,不息的奋斗,拼命的钻研,尽可能的化不利条件为有利因素,努力完成一个又一个重大的科研课题。

  与张缙的采访,从早晨9点,一直持续到了晚上6点半,除去中午张老休息的两个小时,整个采访进行了7个小时。7个小时的谈话,对于一个82岁高龄的老人而言,是很耗精力的,但是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我们却感受到一颗年轻的心,在这位耄耋老人的心中的跳动。

  张老是一个古文学功底非常深厚,颇有浪漫色彩的人,闲暇之余,坚持诗词、楹联的研究与写作,现已累计作品达几百首之多(副)。他曾有诗;“岂谓吟诗本易图,情思凝铸几行书,剪裁妙句凭才气,拼凑浮言等唾壶。明眼望穿三层伪,真情可锻万钧炉。意深词畅谁能企,九博苍龙得颌珠。”雅兴豪情,跃然纸上。

  张缙把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中医针灸事业,为我国中医针灸事业的发展和延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所行所言,无不成为我们年轻人的楷模,激励着我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奋发、创新,我们由衷地祝愿张老鹤发童心志不已,身健气清寿延年。(中国医学家 陆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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