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进一些新小区的人们正在遭遇未知的风险。如果该小区所在的地块曾经是一个重污染工厂,比如化工厂,化工厂迁走后这个地块在变成住宅用地时并没有经过土地清洁,或者经过不专业或标准不严的清洁后成为住宅小区,小区居民显然会承受巨大的风险。
在高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产业转移让大量企业从沿海城市向内陆城市迁徙,这个过程中,污染工业企业从沿海城市迁走,转身留下的土地便成了“毒地”,这些土地转化成住宅用地建成一个个小区后,就变成埋在人们身边的“地雷”。
用国际上通用的说法,毒地即棕地(Brownfield-Site),最早由美国界定。工业污染场地、垃圾填埋场,都称为棕地。地图上均以棕色标明,表明需要进行清洁后再利用。
最著名的毒地事件是美国拉夫运河小区案。上世纪70年代末,居住在该小区的家庭陆续出现流产、死胎和新生儿畸形、缺陷等现象,成年人体内也长出了各种肿瘤。
经调查后的结论是,该小区曾经是一个堆满化学废料的大垃圾场,在没有经过土地修复的情况下,土地出售给了当地教育局,地上盖起了学校和住宅小区。该事件也推动了美国对于棕地的立法——超级基金法案的出台。
根据中科院生态所研究,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近2000万公顷,大约相当于12个北京市的大小。
今年浮出水面的武汉毒地事件只是一个警告。令人担忧的是,深圳市正在进行的雄心勃勃的90平方公里城市更新计划,其中就包括旧工业区的更新,我们没有看到官方针对棕地修复的细致考虑,更多的描述是未来将提供多少住宅用地。
自2000年以来,深圳市共有886块地块由原来的工业用地转化成别的用地类型。这886块地中75%的地块用于建设用地,其中转换成住宅、商业和公共建筑用地约占40%。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深圳市国土局、规划局和贸工局等单位,并不能找到这886块土地原来用于何种工业行业的资料,也无法判断这886块地中那些可能存在较严重土壤污染。
以重庆市为例,到2011年,列入重庆市政府预算进行调查的搬迁场地预计有127 家;到2015 年全市预计共有1300 家企业需要搬迁,也就是说,到2010和2015之间的六年时间,重庆市会出现1300块棕地。有关专家在北京、深圳和重庆等城市的调查显示,最近几年工业企业搬迁遗留的场地中有将近五分之一是存在较严重污染的“毒地”。
美国有50多万块的棕地,在美国联邦环保署的网站上,都有详细的图纸,普通民众能清楚地了解很多细节,但在中国,这些数据是缺失的。毒地之祸不在于我们有多少面积的毒地,而在于我们不知道哪些土地会成为毒地,面对毒地,我们没有统一明确的规范去处理。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忽视工业企业搬迁遗留的场地污染问题,与现行环境法律中体系性较好的大气、水、海洋污染防治法律相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针对棕地重建的专门性政策或法规,更谈不上形成有效的土壤污染综合防治体系。在目前的土地收储惯例方面,许多城市在土地一级开发阶段甚至没有环评这个环节。
污染工业企业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在不同区域扮演过客,毒地这颗“地雷”也跟着在中国不同城市复制。随着城市扩建中大量工业用地改为住宅用地,没有经过清洁的毒地将会对人类自身造成长久的伤害,进而演变为群体事件。
如果不尽快针对“毒地”进行立法,那么在发达国家上百年时间的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将在我国集中出现。如果连人的居住环境的安全性都难以得到保障,空谈“低碳”有何用?(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