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城市竟病的这样严重,你发现了吗?

来源:冯永锋

好像是2011年了,我当时缠着南都公益基金会的项目副总监林红女士,想要申请一个项目:“环境灾难的社会损失”。我的理解是,我们谈自然灾难,地震啊、海啸啊、泥石流啊、暴雨飓风啊;我们谈社会灾难,这个人没饭吃那个人看不起病第三个人上不起学,经常都会转化为社会极为关注的“公益问题”。

但环境灾难引发的社会损失,却很少有人关心。一个地方因为过度开发导致缺水,导致当地人生存困难,这是典型的生态灾难引发的社会灾难。一个地方因为空气恶化导致当地人成为环境难民,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动荡,也是环境灾难引发的社会灾难。

南都公益基金会当时决定支持这个项目,支持我们寻找10个案例来调研。这个项目与随后一年的另外一家基金会支持的“邻避运动案例研究”,开启了我们关注环境灾难的一个重要视角:作为幸运的中国人,我们如何与环境灾难共存亡,在一个悲剧的故事里,上演喜剧的场景。或者在一个喜剧的故事里,演绎悲剧的内涵。

环境难民”剧增,首先是因为污染

十多年前就有人说过,中国的所有人,都是环境难民。很多人不爱听,很多人不相信。但实际上,情况真的是如此。你越了解真相,你越相信这句话充满真。

“光大国际”近年来介入了垃圾焚烧产业,算是这个行业的领头羊型的企业,参观过几家比较有代表性的焚烧厂,比如苏州的、常州的和南京的,整个来说,看上去都比较“环境安全”,无论是烟气治理、炉渣制砖,还是飞灰固化填埋、渗滤液深度治理回用。在苏州的焚烧厂,有一个现象引发了我们的关注。就是焚烧厂旁边,“不知不觉”地盖起了好多新的地产。楼都很高,房子也卖得不错。和企业负责人张建平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作为企业,我们也很关注环境风险,我们即使没太多的污染问题,但毕竟是一个烟气的重要排放源,我们也不期待旁边有太多的住户。但社会的开发浪潮,又哪里是我们能够阻挡的?很多建设,稍不留神,就是在一眨眼之间。

这就是经常发生在企业和公众之间的“博弈”:是你先来的,还是我先来的?如果是企业先来,企业就会振振有词,说,你明知我已经在这里,你还跑来,是你自己潜意识已经愿意了。既然愿意了,又来找茬,那我就只能理解为“恶意环保”。

公众当然也不甘示弱,谁先来谁后来不重要。我来的时候开发商也没告诉我旁边有你们存在。开发商也觉得自己冤枉,自己是政府的一个招商引资企业,来的时候政府也没说清楚旁边的邻居是谁。

其实,谁先来谁后来不重要。先来的未必有污染权,后来的未必没有监督污染要求清洁生产的权利。福建省,这几年大谈“海西发展规划”,于是把宁德、莆田、漳州、厦门这样的原本天然滩涂,红树林保护区,都视为“开发用地”,建设起了大量的冶炼、化工企业。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些企业似乎都能够提交比渔业、养殖业更好的财政收益。但从权利侵犯的角度来说,这些企业侵犯了“世世代代居住于此”的渔民们的用海权益、清洁环境权益。更严重的是,这些企业显然还侵犯了海里的鱼虾、湿地里的鸟类的“栖息地权益”。

于是,争论由此产生,在公众和企业谈污染时,企业大谈的是发展。当公众和政府谈污染时,政府大谈的仍旧是发展。好像,为了发展,就可以不顾一切,就可以剥夺公众、自然界的其他权益。

城围污染还是污染围城?于是,污染型企业和污染型政府,就成了社会冲突的主要启动源。谁先谁后已经不再重要的是,你在这过程中,犯罪型的项目、严重污染型的项目,究竟有什么理由堂而皇之地屹立不倒?公众不是不让企业生存,公众只是想让企业依法生存、清洁生存。

可惜,全国各地,处处都是污染企业站在公众旁边长年肆无忌惮地违法排放。江苏的连云港如此,湖北的武汉锅顶山是如此,江西的富滩工业园区也是如此。

哪里有污染,哪里就有反抗,于是,污染,就成了社会冲突的重要源头。这时候,企业和政府,谁又有担责的勇气和能力?

自然破坏:环境灾难更隐形但更可怕

“好空气保卫侠”团队,近年来关注中国的空气治理问题。显然,以北京为核心区的京津冀、以上海为核心区的长三角、以广州为核心区的珠三角,越发达,越成为空气污染重灾区。他们有一个更要命的发现,是这些区域的治理雾霾的能力和意志,总是超出他们的想像——是的,经常不如想像的那么强大。

但即使这样,好多人还是会追问这样的民营环保团队: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啊?或者说,政府既然都在下决心做了,你们还瞎掺乎个什么劲儿?因此,这个团队发起的公众募捐众筹项目,总是不那么容易得到公众的支持。

公众享受着雾霾带来的诸多身心损害,但公众对有可能在消解雾霾上起一点作用的民间环保团队,却仍旧不那么明确地支持。这是我在中国,看到的一出最有意思的悲喜剧。更可悲的是,空气啊、水啊、食物啊,离人还比较直接,因此,说起来,还容易讲得通。而一旦谈到鸟类、森林、湿地、草原,好多人就故意地不理解了。这些东西,有什么可保护的?

北京这几年为了治霾,把大量的农田都改换了用途,变成了林地,三年的时候,要新增林地300万亩。好多人一谈环保,就想种树,甚至要到草原上、沙漠上、湿地里去种树,因此,似乎很多人是对森林保护,有着隐约而明确的认知的。但“森林保护局”团队,一办森林破坏的讲座,就几乎没有人来听。

中国的国土资源部,好多年前,出台了一个“占补平衡”的法律。这个法律是鼓励城市的政府,在开发需要侵占农业耕地时,到开发价格不高的农村,去“调剂土地”,以实现“占用农地与补偿农地的平衡”。这个本质上是城市掠夺农村,住宅掠夺生态的行径,被美化为“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如果你挨个去查阅记录,寻找土地的获得路径,你就会发现,这个政策正在成为中国森林破坏、滩涂破坏的最大策动源。

因为最可怕的是,整个开发与调剂行为,可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尤为强悍的是,城市里开发一亩,至少要到山区、海边新增好几亩以“保障土地质量”。以浙江为例,杭州政府要开发自己本城的农田,可以到丽水、衢州去“购买平衡的土地”。可中国哪里还可能有新的土地增长区?办法只有两个,要么填海,要么挖山。于是,杭州周边的上好农田被大量盖房。丽水山区的林地被大量毁坏,或者温州的滩涂被大量填平。

这样的“占补平衡”,每年毁坏掉多少滩涂、湿地?每年毁坏掉多少天然林地?没有人去统计。大家都不把这样的破坏,当成生态破坏。

好吧,城市每天消费了多少鸟类?且不说餐桌上吃掉的,光说笼养鸟的生态损害。中国绝大多数笼养鸟类,都来自野外捕捉。运到城市卖出一只,至少有几十只在捕捉和贩卖的路上死亡。这时候,还有人问,你们保护鸟类,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有人非要迎面去回答,说,比如保护蒙古百灵,可以遏制草原蝗虫成灾。这样就保护了草原的生产力,保护了牛羊。比如城市里保护好天然鸟类,园林作物就不需要喷农药,这样居民也就安全了。但大家仍旧不相信,仍旧觉得环保组织的作为没有什么必要。

我们的生态环境,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萎缩中,慢慢地越来越恶化。这边污染物的排放大量增加,那边,能降解污染物的天然生态系统在日益减少,于是,人类自身,必然要成为污染物的最好处理厂。武汉就是这样啊,这个千湖之市,为了所谓的开发,大量填平湖泊,于是,武汉越来越热,武汉越来越干,武汉一遇暴雨就成灾成海,武汉的空气质量越来越糟糕。

社会动荡:环境灾难是最大的引擎

一直在问朋友们一个问题,农村与城市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答案有好多。

如果从生态的角度,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农村的生态含量高,城市的生态含量低。

也就是说,城市正在成为中国生态风险最高的区域。过去我们说的生态灾难区域,洪水啊、沙漠、大风啊,其实,已经远不如城市的生态灾难来得严重。

首先,城市是一个没有土壤的地方。而土壤,是生态系统最强大的转化器,比河流和空气都要丰富强大得多。一切污染物都可能在土壤里得到转化,在水、阳光、空气、昆虫、微生物、腐殖酸等的帮助下,土壤每天都在帮助人类默默地降低着无数的污染物,同时生产出强大的天然生态系统,让大地富有生机。

可惜,土壤被城市的水泥、钢铁、沥青牢牢地遮盖住了,永无出头之日。一下雨就成灾、淹死车辆和人员无数;一刮风就倒树,砸倒路边行人;一出太阳就燥热无穷,让空调的负荷猛增。人们生活在城市里,是为了享用生活;而每天的真实过程,却是在无处不受罪。

城市人更可怕的是为了降解这些“城市病”,开发出了大量的违逆自然、背叛天性的发明。这些发明让人类永远不要与阳光、风沙、雨水、昆虫、鸟类来往,聪明地让人类保持在恒温恒温的环境里,吃着季节颠倒的食物,以及含有大量毒物的小吃。其结果,城市越为了人类的安全,城市的人越不安全。

资源最为富足的城市,拧开龙头就有水,打个电话就有吃的,发封邮件就能挣钱,开张发票就能报销的城市,已经成为人类生态最不安全、生态灾难最频繁发生的区域。

人的生态含量越低,对生态就越抱有敌意。自然缺失症直接带来的后果是自然破坏狂。城市人很少珍惜被自己的消费所残害的自然万物。原因一是没有直接的关联,因此没有感受。二是因为对自然的体验缺乏之后,心性会变得比较冷漠。

这可能是城市面临的最大问题。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本来就严重匮乏,如果我们的公园仍旧在清除杂草,如果我们的道路仍旧低于两边的“公园水面”,如果我们的住宅旁边仍旧有大量的工厂任性生存,那么,城市必将是永远的环境灾难发生地。

改善的办法当然也是有的。能想出来的就是三条,一是改变城市中心主义为农村中心主义,把医疗、教育、文化、服务等资源下沉到各村庄。二是尽量保存城市稀缺的天然生态系统,已经人工化的尽量重新天然化,比如河道去掉底部的水泥,比如公园里多修建小保护区。三是充分让所有的公众、所有的民营环保组织,能够自由地、安全地参与到城市的发展规划中,让公众的智慧帮助城市宜居起来。

否则,所有的环境灾难,都会转化为社会灾难。

转化的通道估计有两个,一是大泄露、大爆炸、大污染导致的公众情绪失控,进而引发重大的社会冲突。二是,持续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导致当地公众的身体健康严重下降,心灵健康严重受损,引发一些虽然是个体化的但很残酷的公众之间的残杀、自虐、无目的仇杀、易燃易爆型精神疾病等。

其实,放眼周边,环境灾难引发的社会灾难,每天都在发生。没建的项目,公众要商量,不行,于是引发了流血冲突。政府不是反躬自省,而是大量迫害公众。已经污染的项目,公众要维权,不行,于是引发了流血冲突。政府不是自我纠错,而是摆出警察部队,更严厉地迫害;企业不是赶紧停产整顿,而是加大马力,更猛烈地污染。一说生态破坏,就说是特例。一要保护天然环境,就说是为了发展。好像为了发展,可以为所欲为。好像挣了几块钱,就能为所欲为。环保志愿者一质疑,就说环保志愿者是绿色特务,是卖国求荣。这种处处把环保当敌人的生态破坏型城市,在中国几乎无处不在。

在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城市,没有让人生活得更美好,城市在掠夺乡村的生态,乡村在向城市拼命地靠拢和输送所有的精华,于是,整个社会,时时处在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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