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曾一度将自己研制的药品统称为“新药”。尽管这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但它确实反映了我国医药化工发展的史实。解放初期，我国大部分西药依赖进口，后经我们克服重重困难，自力更生，研制了一批又一批西药。有的药甚至比国外的成本还要低，质量还要好。这从我国对西药一次次降价就可以看出。显然，这是我国药物合成科技工作者努力的结果。上海医药化工研究院（下简称医工院）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后元就是其中之一。他从事有机化学、药物合成研究近半个世纪，先后研究出糖精、维生素Ａ、萘普生、维生素Ｂ６、麻黄素等工业化合成新工艺，为我国药物化学合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终没有当数学家
不久前，笔者专程到医工院化学部采访周院士。他的健谈、乐观以及他那极富个性的率真，让我无法相信面前竟是一位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７１岁的老人。
1932年，周后元出生于湖南省衡南县一个农民家庭。祖父靠给有钱人帮厨养家糊口。周后元三、四岁时得了一场病，那时家里穷，没钱看病落下了后遗症，导致他终生轻度残疾。但他自尊心特强，不甘比别人差，便拚命锻炼，游泳、跑步、爬山……1939年，他开始上私塾。由于好动贪玩，耽误了学习，四年级时留了级，为此被父亲狠狠地揍了一顿。他说：“留级、挨揍、身残，别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从此他发奋读书。小学毕业时他的成绩已名列前茅，并考上了衡阳市立中学。1950年，他考取了当时设在茶陵县的湖南省立二中。周后元说：“高中是我读书最多，进步最快的时期，学校有许多好老师。”当时他读了大量的课外书，尤其感兴趣的是数学。他做完了《三Ｓ平面几何》和《大代数》上的全部题目，并产生了将来要当数学家的欲望。
然而，他最终没有当数学家，却成了药物化工专家。他说，那有些偶然性。1952年，他在《人民画报》上看到介绍中国医科大学各院系情况的图片，觉得沈阳药学院（现沈阳药科大学）条件不错，很适合他，就改变了初衷。当时国家急需人才，鼓励在读高中生提前报考大学，周后元就这样报了名。他填的第一志愿是中国医科大学药学院化学制药工程系，第二志愿才是武汉大学数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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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为国家分忧
在考取了沈阳药学院后，周后元可以说是读书最发愤的学生之一。课余，他只会在图书馆或书店“泡”在书海里。除了专业书外还有文艺、哲学、政治等等。保尔·柯察金那段“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的名言，至今仍在鞭策和激励着他。
大学毕业后，周后元分配到上海第三制药厂微生物室，搞抗菌素研制。1957年，他调到了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即现医工院），直至今日。他说他很满意这儿的工作，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能。特别是那时这里有一批像我国着名药物学家雷兴翰那样的老专家。他们渊博的知识、求实的态度、优秀的人品和敬业精神，使周后元在他们的教诲和薰陶下，迅速成才，并受益终生。
然而，他的第一个成果却是糖精合成新工艺。他说，这和时代背景有关。我是国家培养的，我们那时读大学全都是国家包的，除了伙食和看病，还发零用钱。所以，国家有难题，我又是学化学合成的，只要能干，我们就必须为国家分忧。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同时也是我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的头一年。当时白糖太少，大多用糖精代替。而糖精产量低，供应也十分紧张，且价格贵。但江、浙、沪人喜吃甜食，十周年大庆总不能没甜食。因此，这年４月份上海市下达命令，必须在国庆节前把糖精的产量提高，成本下降。改进糖精合成工艺的科研任务就这样落到了周后元的肩上。
作为专题负责人，他带领科研小组查资料、做实验、进行研究。两个月后，收率是提高了，但杂质除不掉的难题却无法解决，致使糖精有酸味。研究暂时陷入了困境。周后元说，那时他满脑子全是化学键、反应式、化学元素、电子转移、合成分解……国庆一天天逼近，真是心急如焚啊。
一天夜晚，周后元躺在床上睡不着，突然他想到能否用氯气来除去杂质？他是个事不过夜的人。于是立即爬起来，坐公共汽车来到实验室。氯气是有毒气体，当时实验室通风设备差，平时这种实验都是在楼下的草坪里做。但晚上外面没灯，他只好就在实验室里小心翼翼地做。直到天亮实验成功。接下来一段日子，他们又经过一系列的反复试验、分析、研究、改进，终于将原糖精合成工艺中Ｇａｔｔｅｒｍｅｎｎ反应引入亚磺酸方法改为Ｓａｎｄｍｅｒｅｒ方法。使糖精质量不变的情况下，产量提高一倍，成本下降一半。国庆前该新工艺投入生产，如期完成了任务。随后，他又以医工院的名义（当时不以个人署名）发表了《邻苯二甲酸酐合成糖精技术改进》，在化工界引起较大反响。该工艺至今仍是我国生产糖精的通用合成工艺。
工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基层院士”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面临的最大威胁是饥饿。那时患营养不良症的很多，急需大量鱼肝油制品和维生素类药物。鱼肝油制品中主要成分之一是维生素Ａ。而天然维生素含量极少，生产时必须添加人工合成的维生素Ａ。但当时我国还不能大规模生产维生素Ａ，只能进口。由于国外封锁和维生素Ａ售价较贵，国家因此组织科研攻关——维生素Ａ工业化工艺。1961年，医工院在上海鱼品厂接替了这一课题的中试工作。雷兴翰先生又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周后元，负责化学合成工艺的攻关。
周后元带领课题组，一头扎进鱼品厂，一干就是三年！白天，他们在厂里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到实验室进行实验和研究；或是跑图书馆、书店查阅、翻译资料。晚上回到宿舍，周后元还要整理资料、分析实验、进行理论研究。那时他住在医工院总部的单身宿舍，在静安寺，鱼品厂在复兴道，化学部在当时的市郊大柏树。每一处都相隔数十公里，乘车至少一个半小时。但他只要想到某个问题，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他都会从甲地赶去乙地。直到1964年，维生素Ａ合成工艺研究获得成功。他查清了Ｃ６一醇质量对构成维生素Ａ碳架Ｃ２０－炔二醇的稳定和提高收率的影响。研究出了选择性氢化、酰化脱水方法，在中试中得到了结晶性维生素Ａ，并将收率提高到95％，各项指标符合英国药典。使我国维生素Ａ顺利实现工业化。这是我国首个高收率的维生素Ａ合成工艺，它不仅填补了我国的空白，而且技术经济指标也接近国际先进水平。1964年，该成果获得国家工业新产品二等奖。
、当笔者问周后元，这是否是时事造英雄时，他说：是，又不全是。搞开发性科研是群体行为。既要科研工作者有新颖的学术思路和献身精神，又要有以身作则、带头实干的工作作风；不仅科研人员要团结协作，更要有相关人员的相互协作。比如，1985年到1993年，我们搞萘普生工艺改进的研究就不是时事造英雄。？
萘普生是一种新型的解热镇痛药，是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1990年完成实验研究后，“萘普生200吨中试开发研究”随后又被列为国家“八·五”科技攻关专题。那３年，周后元在湖北制药厂，与工人们是真正的同吃同住同劳动。要求别人做到的事，他自己首先做到。大家把他当知心朋友，都很协作。所以研究完成得很顺利，并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彼此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他离开该厂时，大家都依依不舍。周后元为此写下一首诗：“汉江日月汉江水，三载工程始夺魁。待到他年花满地，与君欢畅共举杯”。当选院士后，他再次来到该厂时，工人们都亲切地称他“基层院士”。
我们要有更多自己的“西药”
“我们要有更多更好自己研制的‘西药’”。周后元说：“为了这个目标，几十年来，我和许多科技工作者一样在尽着最大的努力。”
正当周后元踌躇满志，要开发更多的新药时，“文革”突如其来。虽然这场运动对他没有灾难性的直接冲击，但十年时光的浪费却损失太大。而我们在轰轰烈烈搞运动时，国外的科技发展却日新月异。药物合成研究也不例外。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国外的维生素Ｂ６的合成工艺产生了重大变革，研究出了维生素Ｂ６恶唑合成法，使维生素Ｂ６的收率大大提高，售价大幅度降低，从而垄断了国际市场。我国沿用了20年的吡啶酮合成法面临严峻挑战。
“文革”刚过，周后元在研究了相关资料后认为：即使国外最先进的东西也不一定符合我国国情，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于是他主动请缨：研究维生素Ｂ６合成新工艺。在得到一些资深专家的支持与帮助后，1979年该课题正式立项。周后元立即带领课题组查阅大量的国内外资料，到工厂实地考察。课题进入实验研究时，他们也到了最紧张的阶段。有机物合成实验是相当复杂的。一个实验往往需要几十个小时，而有时一个人要同时关注几个实验。这样他们为了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只好守在仪器旁边，常常是一干就是几天几夜。失败了，改进，再来。往往一个实验又要几十遍上百遍地做。特别是在试制阶段，由于每一种药物的合成工艺不同，要求、流程、操作和设备也不相同，有的甚至是没有借鉴的。因此，从特殊设备的图纸设计到安装、调试和改进；从给操作工人讲课培训到仓库原料的质量数量核对和检验；从操作示范到问题处理，无论严冬酷暑、夜半三更，他都必须事必躬亲，言传身教。那几年，他每天奔波于工厂、实验室、宿舍之间。
、历经几年的艰苦奋斗，周后元避开别人已有的专利权项，另辟途径，于1984年发明了维生素Ｂ６合成新工艺：关键体４－甲基－５－乙氧基恶唑合成法。经中试和生产，这一方法处于当时国际先进水平。使我国维生素Ｂ６的生产规模扩大，产量提高，成本降低。后来他发表的《维生素Ｂ６恶唑法合成新工艺》系列论文，更是引起了医药学界的强烈反响。1985年，该成果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1986年，周后元先后获得上海市劳动模范和全国医药系统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但他没有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改进，使该工艺更加完善，并取得三项专利权，在生产中获得了更大的经济效益。用此法生产的维生素Ｂ６，打入国际市场。仅1993年，我国用该工艺生产的维生素Ｂ６就节约成本2000多万元。而此时西方某国厂家凭其财大气粗，实施恶性降价，发誓投入１亿元也要把中国挤出国际市场。现在这个新工艺已是我国生产维生素Ｂ６的通用方法。从1991年到1994年，周后元因维生素Ｂ６恶唑法新工艺的发明，先后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政府特殊津贴和我国医药界最高奖项——吴阶平医学研究、保罗·杨森药学研究二等奖。
鉴于周后元在有机化学、药物合成方面的理论贡献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重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94年12月，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医药与卫生工程学部首批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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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就要选大的难的
接到当选院士的通知，周后元只是淡淡地说：“我没有辜负国家的培养。”但他内心的激动却难以掩饰。“对于残疾人，难道还有什么事比自己的价值得到社会承认更令人高兴的吗？”是啊，几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珂，他都有一种“我不比别人差”的自强不息的信念。他说：“一些看似平常的事，影响却十分深远。小时候我总以为只要炼好身体就不会比别人差。但那次挨了父亲的打后，联想到平时父亲因没有文化而受欺负，我突然猛醒，人除了要健康之外，还要有知识。”
当笔者问及他做导师的感受时，他说：一是对老师而言，不误人子弟。对学生而言，要珍惜时光。因为一个人就３０多年的工作年限，一晃而过。二是师生的人品是第一位的。要诚恳待人，实事求是，团结协作。在选院士的条件中，首条就是要有科研道德。科学中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最终受害的是自己。
对于目前大学教育的一些现象周院士说：“基础教育太偏重理科，功利性太强。其实到了科学尖端倒是相互渗透，不分文理了的。学生没时间读课外书，我女儿就连四大名着都没读全。中国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怎么行？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学生都拔尖，平均发展，这不可能。”
当谈到科研选题时，周院士说：“我，同时我也要求我的学生，选题就要选大的、难的。大课题确实难做，但只要有恒心有耐力，多思考，认真踏实地去做，即使没达到最终目的，也会有很多收获。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经验的话，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不要因一时一事的挫折或委屈就消沉。你消沉了，对国家而言，不算什么，历史照样发展，地球照样转。但对一个人而言，却毁了一生。我当了２２年的技术员才评了工程师，这期间还做了糖精和维生素Ａ，不也过来了吗？”
“布衣院士”还有很多的事要做
也许是对科研的偏爱，周院士从来没有过从政的欲望。他说：我一介布衣，名符其实的“基层院士”，是“布衣院士”。“学而优则士”于我并不成立。在北京开会时，他总是自豪地说“我来自最基层”。几十年来，他除了做过研究组长外，没有过任何行政职务。他认为这“好得很”，能有更多心思在第一线。
周院士幽默豁达、开朗乐观。当请他谈谈几十年的苦与乐时，他似乎只知其乐而不知其苦，使人难以想象出他几十年奋斗的艰辛。即使说到苦难处他也会笑谈如别人的故事。“文革”时工宣队要他写检查，他没写，说是不知道写什么。工宣队长要他回去好好想想再写。他竟说：“我一回家，见到女儿就什么都忘了，还想什么？”弄得别人哭笑不得。他说，人哪有一帆风顺的啊！
周院士生活简朴，不加修饰。采访时他穿的一件棉质夹克是用５９元从超市买来的降价品。当选院士后，按规定可配车，但他不要。宁可骑自行车上下班，有急事才打的。他说，这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约了开支，于国于民都有利，何乐不为。
周院士有个幸福和睦的家。夫人吴真慧出身名门，毕业于华东师大。退休前是一所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酷爱书法和写诗。但由于患有先天性糖尿病，身体一直不好，所以，周后元几乎包揽了全部家务。而他说这是调剂生活，乐得其所。
近年来周院士一直在主持一些重大药品的技术改造工作——金刚乙胺、屈他维林、左氧氟沙星、麻黄素等的工业化合成，并均已实现工业化。他说，麻黄素一直是从植物中提取的，每年要破坏很多能保持沙漠地区水土的麻黄草。他们的研究就是从石油精细产品中合成麻黄素，摆脱对天然的依赖，以保护环境。现在他仍在做一些重大项目，并也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
周院士对未来踌躇满志。他说，中国要有更多更好的自己研制的“西药”，我们还任重道远，还有很多的事要做。（科学网）
（文/刘斌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