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异想天开，将花苗嫁接到葱苗上;他曾年少才高，质疑权威专家观点;他喜欢泼墨绘画，也总喜欢说“假如我是他”;他目光长远，在转基因动物与医药产业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并成功育出中国第一头转基因羊和第一头转基因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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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溢滔(1939.5.27- )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遗传学专家。广东省顺德市人。1965年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医学遗传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我国基因诊断主要开拓者之一。我国基因诊断主要开拓者之一，率先将基因工程与临床医学相结合，发展了一整套基因诊断技术，系统地攻克了一些主要遗传病的基因诊断和产前诊断。
曾溢涛已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400多篇，主编了6部专著，申请或获得发明专利10项，30多次荣获国家级、部委级和上海市的重大科技成果奖。
曾溢滔院士在转基因动物/生物反应器这一国家重大研究项目中，与同事们一起成功地研制出我国第一头乳汁中表达人凝血因子IX蛋白的转基因山羊和整合了人血清白蛋白基因的转基因牛，并分别被评选为1998年和1999年中国科技十大进展之一。
“科学光凭想象和思维是不行的，还必须实践，即把幻想与求实结合起来，拓展思维能力，才能通过实践把幻想变为现实。”幼时的曾溢滔，总喜欢思考，凡事都要问个明白。家里养了鸽子和猫，他就问：为什么猫生下来的是小猫，而鸽子生下来的却是蛋呢?邻居园子里有一颗很大的桑树，每年春天还会送几条蚕宝宝给他养。“我发现蚕宝宝吃了几天桑叶会停下来，然后昂着头一动不动地‘睡觉’了。我观察到蚕宝宝一生中要‘睡’4次，每次‘醒’来就长大一些。我就盘算：如果想办法让它们多“睡”几次，岂不会长得更大?”
11岁那年，曾溢滔有一次去公园玩，无意中碰上一个农业技术展览会。在那儿，他被一棵植物迷住了。说明牌上写着：这是一棵用嫁接技术培育的植物，上面接着番茄，下面长着马铃薯。“我立刻想到，要是把花苗接到萝卜、洋葱上，菜园不就成了花园了吗?”曾溢滔回忆道，回到家里，他真的照葫芦画瓢，把家里种的花摘下来，接到花盆里栽种的葱上面。结果自然是花谢而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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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却由此领略到了生物学的魅力。它的深奥、它的奇妙，对我是一种巨大的吸引力。”曾溢滔说，人的一生中，少年时期是最富于幻想的，以后随着与外界接触面的扩大，视野越来越开阔，知识越来越丰富，想象力也越来越强。“但科学光凭想象和思维是不行的，还必须实践，即把幻想与求实结合起来，拓展思维能力，才能通过实践把幻想变为现实。”他说，自己自小有动手习惯，虽然碰了不少壁，也闯了不少祸，但正是这些让自己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
“科学工作者的成长离不开导师的指导与培养，而要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又离不开独立思考与勇于创新。”
强烈的求知欲，又是曾溢滔在专业知识学习上不断进取的动力。“中山农校图书馆的每一本书，我都借过。”曾溢滔并不讳言。
1954年，曾溢滔从中山农校考上仲恺农业学校，念蚕桑专业。1956年的一天，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我国著名的蚕桑专家、华南农业大学唐维六教授有关培育家蚕品种的论文。“拜读再三，敬佩之余总觉得文中有些观点值得商榷。”曾溢滔立马给唐维六教授写了一封信。
曾有关于曾溢滔成长的报道———《有千里马，也要有伯乐》。文章将曾溢滔比作千里马，唐维六是伯乐。唐维六见信后，觉得“这是一块好料”，亲自找到曾溢滔，收他做闭门弟子，每周日给他开小灶。毕业前夕，曾溢滔却突发奇想：到复旦大学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的身边去学习深造。
“一想到与唐教授亲密相处的日日夜夜，自然不舍。”曾溢滔回忆道，唐教授非但没有责怪我，反而赞赏我的独立思考能力，还立即亲自给谈家桢教授写信推荐。在唐维六的鼓励下，曾溢滔还直接与谈家桢通信。谈家桢表示欢迎他到复旦大学生物系深造。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按国家当时的规定，中专毕业生必须接受国家统一分配，工作3年后才能报考高校。“后来谈先生写了一封信给我的校领导。”曾溢滔告诉记者：“当时也是因为得到两位教授的大力举荐，仲恺农校和省农业厅的领导才同意让我破格考大学。”几经周折，曾溢滔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复旦大学生物系。
“科学工作者的成长离不开导师的指导与培养，而要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又离不开独立思考与勇于创新。”曾溢滔感慨道。
“事实上，每一次思维换位(角色转换)都让我多一份收益;每一次深入的思考，也往往激发起我的创新灵感。”正是如此，曾溢滔对师生之情看得十分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同学聚会上，提及恩师的教诲和帮助，曾溢滔十分激动地说，亲情可贵，师生之情也是亲情。他一再强调，要尊重导师，更要独立思考。这也是曾溢滔“假如我是他”思维的最初形态。
曾溢滔读文章，从不盲目跟着作者的思路走，不轻易接受作者的结论，而是边读边想：假如我是他(作者)，我会怎样想，如何写，作出什么结论。
“假如我是他”既是一种思维换位的艺术，也是一种不断进取、挑战自我的动力。有人笑他有“思维多动症”。“事实上，每一次思维换位(角色转换)都让我多一份收益;每一次深入的思考，也往往激发起我的创新灵感。”曾溢滔说。
曾溢涛曾给正在美国宾州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和理学双博士学位的女儿曾凡一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总结我几十年的经验，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自我学习和锻炼的方式。你可以用这种办法试试当教授、当校长，还可以试试当议员、当总统。这是你的自由和权利，也是自我培养、自我提高的有效手段。”
女儿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突发“奇想”：休学两年，回国内乐坛发展。面对这种情势，大多数父母或许会强行干涉，他却以“假如我是她”的思维方式来处理，尊重了她的选择。
“假如我是他”也是曾溢滔指导博士生的思维方式。“站在他的立场上，当他在科研工作中抓不着头绪、产生迷茫时，适时地指点，要最大限度地激发他的潜能，锻造他的科研‘韧劲’。”曾溢滔直言。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我本能地意识到：科学研究本来就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唯有创新才有出路。”
血红蛋白病是曾溢滔毕生研究的课题。他笑称，也是他与黄淑帧喜结良缘的“月下老人”。
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曾溢滔正在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读研究生。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吴文彦主任在门诊中发现一例显性遗传的紫绀病人，派她的助手黄淑帧医生送来血液标本合作研究。曾溢滔和黄淑帧很快鉴定出这是一种血红蛋白M病，成为国内鉴定的第一种异常血红蛋白，也促使他和黄淑帧结为终身伴侣。
让曾溢涛确定要为这个课题奋斗一辈子，是因他在广州市儿童医院遇到一名接受输血的脸色苍白的小孩开始的。“小孩的父母告诉我：他们第一个孩子死了，第二个孩子又患上同样的血红蛋白病。”他回忆道，当时很痛心，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在鞭策着自己。
从血红蛋白的化学结构分析到基因诊断，再到基因调控和基因治疗研究———如今，曾溢滔和妻子已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一个个健康活泼的孩子在有血红蛋白病家族史的家庭中诞生、成长。
然而，一次成功的背后总有无数次失败。在研究奶牛胚胎性别鉴定和性别控制技术时，曾溢滔带领研究所的同仁前后花了整整7年，进行了上万次实验，技术路线一次次创新，最后才赢得胜利。当实验陷入困境，是退还是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我本能地意识到：科学研究本来就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唯有创新才有出路。”曾溢滔深有感触地说。
正是这样，曾溢滔如他所著的小说《奇迹》一样，一次次地创造着奇迹。1998年，中国首头转基因羊“咩咩”坠地。这项研究的成功，迈出了构建“动物药厂”极其可喜的一步，其创新技术路线被列入1998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1999年，带有人血清白蛋白基因的转基因试管牛———“滔滔”也在奉新牧场降生了，也被列入了当年的“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广东科技报）
